《樱海集》

牺 牲

作者:老舍

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词汇。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因而附带地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树叶刚有些黄的;蝴蝶们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来吧,也并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觉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继而一想,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来,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起去又落下来。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来到街上,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天气给了我个建议。这样晴爽的天,当然是到空旷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因为大学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园。

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声,他登时探出头来,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不仅是他的屋子,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觉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门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没有功课。

“好天气?!”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问出来,同时也都带出赞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还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认识。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间一拉线,我们立刻郑重地带出笑容,而后彼此点头,牙都露出点来,预备问“贵姓”。可是老梅都替我们说了:“——君;毛博士。”我们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门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们俩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我想。

一边和老梅闲扯,我一边端详这位博士。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他的脸斜对着屋门,原来门旁的墙上有一面不小的镜子,他是照镜子玩呢。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象个元宝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象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说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责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带劲。脖子上安着那个元宝脑袋,脑袋上很负责地长着一大堆黑头发,过度负责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镜子,照得有来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赏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别。他是背着阳光,所以脸的中部有点黑暗,因为那块十分的低洼。一看这点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紧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阴了天。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带累得使人怀疑它了。这个人别扭。

他似乎没心听我们俩说什么,同时他又舍不得走开;非常地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他让我想到:这个人的穿洋服与生活着都是一种责任。

我不记得我们是正说什么呢,他忽然转过脸来,低洼的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向心里找点什么。及至眼又睁开,他的嘴刚要笑就又改变了计划,改为微声叹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没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许完全是空的。“怎样,博士?”老梅的口气带出来他确是对博士有点不敬重。

博士似乎没感觉到这个。利用叹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热似的。“牺牲太大了!”他说,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脚伸出很远去。

“哈佛的博士,受这个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开心呢。

“真哪!”博士的语声差不多是颤着:“真哪!一个人不该受这个罪!没有女朋友,没有电影看,”他停了会儿,好象再也想不起他还需要什么——使我当时很纳闷,于是总而言之来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样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泪来;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难过。

“要是在美国?”老梅又帮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电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电影,大概他心里没什么了。我想。我试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戏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来:“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戏野蛮!”

我们都没了话。我有点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议去洗澡;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据说设备得很不错。我本是约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他既是在这儿,况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一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从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象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干净!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头,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阳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毛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点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色,虽然毛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不完全象中国人,也不完全象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子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钥匙交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过了两天,我觉出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紧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擦。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虽然是菊花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处: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楞。谁爱发楞谁发楞,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出去走走总该行了。“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口气。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你总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胡涂过。

“一个人去走!”他的眼睛,虽然那么洼,冒出些火来。“我陪着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口长气。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一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点小说,练练字……”我把销磨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式,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阵。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象是审我呢。

我心里说:“我管你呢!”

“当然得买,当然得请。这是美国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头,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这么一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喽,虽然订婚要花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花许多钱,蜜月必须到别处玩去,美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爱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花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花了?美国常有这种事呀,可是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头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只好苦闷他的吧。

在老梅回来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还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还有许多中国人,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对于上海,他有点害怕:野鸡、强盗、杀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险都有,都是因为有中国人——而不是因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国人,完全和美国电影中的一样。“你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谈到高兴的时候——还算好,他能因为谈讲美国而偶尔地笑一笑——老这样嘱咐我。什么是美国精神呢?他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他得慢慢地讲述事实,例如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园,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必有地毯……我把这些事都串在一处,还是不大明白美国精神。

老梅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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