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龙蛇》

作者:老舍

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想了许多日子,我想不出办法来。一个剧本,尽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可多少总得有个故事;我找不到足以表现“东方文化”的故事。即使用象征法,以人物代表抽象观念,“文化”中所含的事项也太多,没法一网打尽。再退一步,只捡几件重要的事项代表文化,也似乎走不通,因为哪个算重要,哪个不重要,正自难以决定。况且,大家认为重要者,我未必懂得;我懂得的,又未必重要。这个困难若不能克服,则事未集中,剧无从写。

又想了几天,我决定从剧本的体裁上打主意。这就是说,假若放弃了剧本的完整,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则表现的工具既多,所能表现的方面纵难一网打尽,也至少比专靠话剧要广阔一些。从剧本上说,这种“拚盘儿”的办法,是否“要得”?我不考虑。我知道,只有这么办才能有把它写成的希望。好,我心中有了个“大拚盘”。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一切!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圆满的答出!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简直无从下手!假若我是个思想家,也还好办。我满可以从一个活的文化中,提出要点,谈其来龙去脉,以成一家之言。但是,我不是个思想家。再说,即使我是思想家,有资格畅言文化,也还不中用。我所要写的是剧本,不是论文!

似乎还得从剧本上设法。假若我拿一件事为主,编成个故事,由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化来,就必定比列举文化的条件或事实更为有力。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活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于是,我想了一个故事。当然是抗战的故事。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了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

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姦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若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

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的想到两件事;(一)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日本军阀的南进——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正是自中国至印度之间的各民族觉醒的时候。大家有此觉醒,才不至于上日本军阀的“和平当”,而把灵魂托付给锁镣与鞭笞。(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有文化,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可是,就照着这个肯定,编一个故事,还并不怎么容易。第一,一方面写故事,一方面还须顾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问题,就必定教故事很单薄——冰必定很薄,才能看见下面的流水啊!故事单薄,剧本就脆弱,不易补救!第二,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怎么调动呢?故事的双重含意——抗战与文化——已难天衣无缝的配合,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我是个无所不知的通才,也没法表现无遗,面面俱到。还有,第三,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未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未受外来的影响呢?谁都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因此,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确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使我有了写史剧的一切准备,也还不过是以古说今,剧本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没有多大的感动力量。我非把过去与现在掺到一处不可,宁可教过去的只有点影子,也不教现在的躲在一边,静候暗示。是的,我只能设一点影子,教过去与现在显出一点不同;假若有人来问:这点影子到底是象征着汉晋,还是唐宋?是佛老,还是孔孟?我便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总而言之,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有多少多少问题,我不懂得,就都不敢写。我所确信的,我才敢写下来。这样,我的困难可以减少一些;减少了我自己的困难,而增加了剧本的穷相,可也就无法。我只能保证自己的诚实,而不能否认才力与识见的浅薄!就是我所相信的,也还未必没有错误;不过,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这本剧就根本无从产生了。

现在可以谈剧本的本身了。剧分三幕:第一幕谈抗战的现势,而略设一点过去的影子。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

剧情很简单。可是它越简单,它所接触的问题便越不能深入,仿佛是一块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么没办法。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我是怕用人太多,不易演出。可是,象抗战的情况,与日本南进,都要写入,又无法十分简单;于是,我就利用了歌舞。用歌舞是否可以真个简单,明于演出呢?还是不中用!此作法自蔽也!剧中有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大概至少须用三十位歌者,才足振起声势。第二幕中有六个舞踊,至少要用十位舞踊专家——随便一舞,必难曲尽其意。既有歌舞,必有伴奏,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乐家。加上演员十数人,共需八九十人矣!也许有人还以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我不便驳辩。可伤心的倒是弄巧成拙,依然尾大不掉,难以演出。至于幸而得以演出,而观众只听歌看舞,忽略了话剧部分,才更可伤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末一幕。没有斗争,没有戏剧,我却写了天下太平!“拚盘”已经不算什么好菜,而里边又掺上甜的八宝饭,恐怕就更“吃不消”了!

关于第一幕第二节设景在绥西,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若嫌不妥,请随便换个地方。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

老舍于昆明龙泉村,三十年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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