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

写给导演者

作者:老舍

首先我要说明:对于话剧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要写剧本是因为(一)练习练习;(二)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因此,我把剧本写成,自己并不敢就视为定本,而只以它为一个轮廓;假若有人愿演,我一点也不拦阻给我修改。导演者改动剧本,我想,大概有两个理由:(一)著者对舞台技巧生疏,写出来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条件,或未必发生效果;(二)著者在某一处的设意遣配混含不清,导演者有设法使之强调明晰的必要。前者事微,只要导演者不是处心要以低级趣味博观众的欢心,就无所不可。后者,却不这样简单;因著者的混含,颇足引起误解;不幸,导演者而误解了剧本原意,则难免驴chún不对马嘴,越改越不象样子了!

按理说,剧本根本就不应有混含之处,使人为难。可是,在实际上,这却很难避免。剧著者未必都技巧纯熟,百发百中,难免不东摇西摆,自陷迷阵。还有,客观上必要的顾忌,不许写者畅所慾言,遂尔隐晦如谜。

我这剧本,因为缺乏舞台的经验与编剧的技巧,自然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必须改正,而且欢迎改正,不在话下。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错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写出几句来的必要。从一方面说,这是个历史剧,虽然我不大懂戏剧,可是我直觉的感到,从问题与挣扎中来表现历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实,强加联系更有趣味与意义。以中心问题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鱼得水。但是,我不能这样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与事的切近反倒给我许多不方便。问题,足以使人格逐渐发展的问题,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比如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许多的误会把张将军遮在黑影里,这里很有“戏”。可是我不敢用。我把这黑影点化成了墨子庄先生。这里虚拟,不是事实。因此,墨先生这个人,与他所代表的一切,好象是可有可无;而且第二幕仿佛与其他三幕殊少调谐——它似乎要提出问题,而刚一提出就自行结束了。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写临沂之战,我想一定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致的好处——都写事实,根本不许问题露面。可是,临沂之战的写出,以我这点才力,必与第四幕相同;两幕同调,恐怕不易写好,故弃而不取。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个抗战宣传剧。在实际抗战中,我们有许多困难与问题。这时代的英雄无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人。假若我沿着这条路走,也许能使剧本更生动深刻一些。打一个胜仗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专靠主将勇敢是办不到的,张将军打过许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绝不会单凭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写!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因此,我既没把张将军表现得象个时代的英雄,又没能从抗战的艰苦中提出教训!我希望导演者勿以为我把问题都可惜的混含过去,而须细细考虑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显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万莫轻易改动。

张将军在抗战中几乎是每战必胜,按照他的战功来说,应当纳入剧本的至少有(一)临沂之战,(二)徐州突围,掩护退却,(三)随枣之役,(四)殉国。以此四题分入四幕是个很不错的办法,可是四事皆为战争,即使每战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难免过于单调,我没敢这样办。

战争而外,他的治军方法,对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须描写,否则只有“开打”而无人物。有这么两层——战功与人格——都须顾及,所以我取了交织的办法:第一幕写他回军,表现他怎样得军心。第二幕写临沂之战及徐州掩护撤退。这两件大事可是全没由正面写,为是给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调不同。第三幕写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样对部下对百姓,和与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绍。第四幕正面写战争,他战,他死。这样布置的好坏,我不晓得;我只觉得第一二两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戏,使全剧站立不稳!而且,二幕中由侧面写临沂之战与掩护撤退,也嫌纤弱无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著者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我没法子再改,因为一丢开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个战争——临沂之战或掩护撤退——或一些问题——关于友军的联络或某种困难——来代替。用战争,则与第四幕雷同。用问题,则极易惹起反感。顾及与避免单调,逼我取了一条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劳而无功的乱跑一遭!

全剧既显着杂乱无章,我只好希望在演出的时候每一幕都有个情调,以免乱上添乱——假若导演者忽略了这一点,而专注意到小的动作上,一定非大乱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设计上,是由苦闷而狂喜,等张将军一露面,即立刻显出严肃与紧张。苦闷与狂喜都是烘托,严肃与紧张才是正笔;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炽,则后者即变为沉闷,失其重心矣。第二幕是平列的三件事:临沂之战,接受徐州掩护退却的命令,及结束墨先生。由事实上说,前二者宜占重要地位;由我的写法上说,末一项倒很有“戏”。假若太注意了“戏”,则不但破坏了事实的正确,而且也破坏了全剧的调谐。我不晓得怎办好,我只能对导演者放“警报”,这幕不大好办!第三幕和第一幕在情调上很调谐,是老老实实的表现事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这一幕也许要大失败,假若各场的角色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演。有好几位角儿只在这一幕里露一场就完,恐怕好演员不肯来担任;而这几场若无好手扮演,则全幕等于虚设。还有一件该注意的,就是必须表现出士兵是怎样的疲惫。在那么疲惫残缺之中,还能那样守纪律,才能暗示出治军的有力,并补释了第二幕接受掩护任务的勇敢沉着!第四幕最难写,因为许多事都得“混含”。要混含,所以不能一开幕便把困难摆出来——假如先说困难,而后以殉国作结,有多么顺当呢!因此,我只能由静而动,慢慢的紧上去;自然,我也就只写了英勇,而放弃了克服困难!我希望导演者别再特别加重英勇这一点——那样,就是表现了一位猛张飞,而不是屡建奇功的大将军了。还要注意:张将军是越到险境越从容,可是不许因从容而失去严肃。后半部紧张,可也勿显出慌乱。

真的材料,因为小心,未能采用。表现出些“意思”,人物与事实乃不惜虚构。真的人只有张将军,张高级参谋,与贾洪马三副官,他们是与张将军同时殉国的。在事实上,张高级参谋是新任的,应在第二幕就出来;为了人物的不都出没无常,故违背了事实。丁顺实有其人,可是今犹健在,所以未使用真的姓名。胖火夫也是真的,可是我觉得写出姓名,不如“胖火夫”有力。这些真人物的性格事迹,除了张将军,都是多半出于虚拟,便易于作“戏”。

可是,谈到作“戏”,这剧本著作又碰到了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军队中只有服从,不许质问辩论。不错,一位军长或司令对他的秘书或顾问是可以随便的谈谈;可是对他的师长旅长便要保持个相当的距离了。他说怎样,便是怎样,别人不能随便开口,也就没有了“戏”!所有的“戏”几乎都在无所表情的服从里,即等于没有“戏”!在初稿中,我甚至连一个勤务兵都给了表情的机会,可是在修改的时候不能不勾去十之七八!越改越单调,这剧本直象一株枯树!

以上所述,都是我自己在写作时所感到的困难,和怎样因为困难才取了明知笨拙而无法避免的路子。此外,大概还有我未曾想到的许多缺欠与漏隙,都请指正!

剧中重要人物说明

张自忠将军——山东人。年近五十,无须,右腮下有痣,痣上生数长毫,时以指弄之。身高,不胖。鼻目皆阔,眼极有威。语声稍粗,不喜多言,但时有妙语。记忆力甚强。性烈如火,疾恶如仇;作战时则镇静异常,面带笑容,且稍喜讲话。遇事必详为考虑,而后与部下商议,择善而从;主意既定,绝少更改,见客时衣装整齐,然不尚修饰;遇战事,衣上生虱,一如士兵。自奉甚俭,尤不择食。遇下极严,而共甘苦,故受部下畏爱。袋中多小纸簿,随时记事。

张 敬 高级参谋——广东人。三十多岁。身小,勇敢活泼。曾为十九路军团长。作战时,与张将军来往最前线,督励士兵。与张将军同时殉国,身已受伤数处,仍发枪毙敌。

洪上校副官——河南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稍胖,性忠厚。原为团长,因事离职,抗战后复归军,为副官。自请随张将军赴战,死于难。

马副官——河南人。四十多岁。身高,办事认真,为主任副官。与张将军同殉国。

贾副官——山东人。二十多岁。身高,整洁。与张将军同殉国。

尤师长——河北人。四十岁。忠勇有幽默感。

范参谋——广西人。三十岁。性烈而多智。

墨先生——天津人。五十八岁。精神很好,不胖不瘦,穿西服而走方步。心地卑鄙,而自诩多才,与张将军有旧,与一切有势力的地方都多少有关系,连东洋势力亦不忽视。

葛敬山 ——十九岁。河南人。富感情,愿学习;虽幼稚而有出息。

戚莹——十八岁。河南人。天真喜动,不怕吃苦。可作摩登玩物,亦可作英勇女兵,视环境如何耳。

丁 顺——河北人。五十多岁。性忠诚,曾单身冒险入北平探视张将军。服装古怪,有创造性,言行如一。

杨柳青——二十多岁。江苏人。很勇敢的青年记者。

王得胜——二十九岁。山东人。壮如熊。第三幕中之难妇,茶馆女主人,小兵,老驴夫,招弟,虽只露一场,而有相当重要的“戏”作,其面貌年龄服装可依剧情决定。

其他人物,看着办吧。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张自忠》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