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附:总务部 报告

作者:老舍

(三月二十日)

总务部的事务本来是随着别的部分的紧张与否而忽多忽少,忽忙忽闲的,所以很可以不用单独的报告。至于日常的油盐酱醋那些小事儿,就更值不得多费笔墨,只须看看账簿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不过,每逢年会必须报告一番;四部俱全,各显神通,已成惯例,似乎未便三缺一,凑不成局也。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总务部筹备好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因调整会员登记,手续相当的繁多,可否将改选延期。当场一致通过。会后,总务部即协同组织部办理会员登记事宜,也就可以算作这一年事务的开始。

不幸,在四月后半月,暴敌即开始狂炸陪都,而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波及。从这以后,整个的夏季总务部是在忙着怎样使会务不至于中断,怎样使会员互通消息,怎样使会员还能到会里来住,来帮忙。这差不多是救急的工作,让我们分条来说:

(一)关于会所者:

临江门的会所炸毁了多一半房屋,幸而重要的文件与应征的小说全被抢救出来。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还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开会。

可是,暴敌的轰炸继续不断,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房子虽小,而热闹非常,一间屋里有时候要睡上好几个人,亦感不以为苦——在危患中大家更彼此相爱,也更爱他们的团体。

不久,林语堂先生来到北碚,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先生与艾青先生。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出,可是由客观的条件的决定,大家都似乎看出来: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应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关系不至中断。北碚呢,距重庆较远,可是会员很多,就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作出点事情来。到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

虽然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可是我们并没有忽略了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临江门的房子将来怎样?不得而知。这时候,恰好一虹与之的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

由会所谈到经费,似乎是最自然的,让我们来报告吧。

(二)关于经费者:

在春天,我们的收入是仰仗着中宣部、政治部,与教育部的补助。可是,政治部的补助因手续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月领到。好在,那时候,物价还低,我们花钱又极谨慎,所以他强还能支持。赶到轰炸期间,物价渐高,而我们又增添了北碚、南泉两个据点,总务部的开销可就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我们连吃一杯茶,即使是在开会,也由大家自己掏钱;我们的客厅只有木凳竹桌与铁壶粗碗而已。这办法,使我们省下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而会中赖以未发生严重的经济恐慌。可是,轰炸期间,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没法不在北碚,南泉添置会所,而且会员之专靠写作收入吃饭者,因轰炸关系,又分外窘迫。所以,我们尽管还是尽力节约,可是不能不多尽心招待会员一些,这是人情。因此,单是总务部的开销,几乎就非五六百元不办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努力向政治部恳请,得蒙请发未领之款,且允以后按月发给补助。我们又向社会部申请予以补助,亦蒙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这样,我们每月的收入比从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价的高涨和开支的增多,还使我们不能不十分的节俭。北碚的会所,入秋以后,已没有多少人住宿,即将工友辞退,并停止生火,每月的花费——在冬季——只不过一二十元便够了。现在必须花钱的是重庆与南泉两处的开销和房租了。总务部能省一点钱,即可在出版方面和研究工作上多花一些。以前,我们的节约方法是绝无错误的,以后,我们还是本此原则,力求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入不多,所以能勉强支持而未至亏钱者,端在向来不肯虚费一文。但节流并不等于开源,以现在会务发展的程度而言,除了力求节省以外,我们还急需更多的收入才敷开支。

(三)关于职员者:

我们现在只有一位干事,连书记还没法请到,因为我们出不起相当离的薪资。因此,这一位干事就忙得要命,而且往往不能把事情全部按时办好。所幸者,出版部研究部和组织部都有几位会员经常的来帮忙,减少了总务部的麻烦,可是总务部自己所有的琐碎是没法请会员来帮助的,因为那都是跑路和购置或抄写的事,没人帮得上手,我们仿佛也不大好意思劳动大家。合理的解决,自然是多添聘职员,可是我们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津贴来!

(四)关于联络者:

象从前一样,凡是政府机关或民众团体召集的或发起的聚会,我们都热心的去参加。入秋以后,我们自己的会员渐次集合到陪都来,别的团体也和我们一样都积极发动工作,于是我们自己的会,和别人发起的会就不知有多少,而总务部之忙也就大有可观了。我们的各项晚会是每星期必有的,理事会是差不多每半月开一次,对新到渝的会员,我们也必须开个茶会欢迎。此外,被邀请参加的集会还有许多许多,我们都必尽到出钱出力的责任。最使我们头疼的,是春季所收到的会员登记表,到现在又靠不住了,又须改正,因为轰炸前所填具的通信处已又起了很大的变动——这差不多是永远也办不清的事,可是不把它弄清楚,就没法子开大会!

(五)关于账目者:

在万忙之中,我们算是把账目全算清,登入账簿,以便在开大会时请求会员推人查账。

好了,不必再往下写了吧。假若再写下去,我们的材料越多,或者就越使人头疼,因为收发多少件公文,怎样修理会所的屋顶,和每次开会到了多少人……都似乎不是什么有诗意的事呀!请去看研究部出版部和组织部的报告吧。假如他们都振振有词,就可以知道总务部是颇为忙碌,因为总务部是追随着大家之后,大家要开会,我们就先去收抬屋子;人家开完会,我们就得打扫地板啊。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四—五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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