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成章》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作者:老舍

我想谈一谈文学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这个工具。我并不是技术主义者,主张只要语言写好,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要是那么把语言孤立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岂不都变成八股文了么?过去的学究们写八股文就是只求文字好,而不大关心别的。我们不是那样。我是说: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术。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看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片子,我们是把它的语言好坏,算在整个作品的评价中的。就整个作品来讲,它应该有好的,而不是有坏的,语言。语言不好,就妨碍了读者接受这个作品。读者会说:罗哩罗嗦的,说些什么呀?这就减少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就吃了亏!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语言不大好的,但是不多。一般地来说,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乎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

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我这么说,说的与众不同,特别好,就表现了我的独特风格与语言创造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十个画家给我画像,画出来的都是我,但又各有不同。每一个里都有画家自己的风格与创造。他们各个人从各个不同的风格与创造把我表现出来。写文章也如此,尽管是写同一题材,可也十个人写十个样。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不像我们,大家的写法都差不多,看来都像报纸上的通讯报导。甚至于写一篇讲演稿子,也不说自己的话,看不出是谁说的。看看爱伦堡的政论是有好处的。他谈论政治问题,还保持着他的独特风格,教人一看就看出那是一位文学家的手笔。他谈什么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不“人云亦云”,正像我们所说:“文如其人”。

不幸,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奇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不是标奇立异,写的使人不懂。“啊,这文章写的深,没人能懂!”并不是称赞!没人能懂有什么好处呢?那难道不是胡涂文章么?有人把“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改成“……更上一层板”,因为楼必有楼板。大家都说“楼”,这位先生非说“板”不可,难道就算独特的风格么?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普通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字好。好多古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句点。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胡涂文章。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眼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联上了。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联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每逢用一个字,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在一篇文章里你用了一个“伟大的”,如“伟大的毛主席”,就对了;要是这个也伟大,那个也伟大,那就没有力量,不发生作用了。乱用比喻,那个人的耳朵像什么,眼睛像什么……就使文章单调无力。要知道: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的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工夫。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所要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那些无聊的修辞与形容,而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写出来。我们拿几句古诗来看看吧。像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吧,就是说早上起来,听到窗子外面竹子响了。听到竹子响后,当然要打开门看看,嗐!这一看,下一句就惊人了,“开门雪满山”!这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没有形容雪,可使我们看到了雪的全景。若是写他打开门就“哟!伟大的雪呀!”“多白的雪呀!”便不会惊人。我们再看看韩愈写雪的诗吧。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写雪就没有王维写的有气魄。他这么写:“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他是说车子在雪地里走,雪随着车轮的转动翻起两条白带子;马蹄踏到雪上,留了一个一个的银杯子。这是很用心写的,用心形容的。但是形容的好不好呢?不好!王维是一语把整个的自然景象都写出来,成为名句。而韩愈的这一联,只是琐碎的刻画,没有多少诗意。再如我们常念的诗句“山雨慾来风满楼”。这么说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形容。像“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句诗,是抄着总根来的,没有枝节琐碎的形容,而把整个“重阳”季节的形色都写了出来。所以我以为: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要要求清楚,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修辞。你要是真看明白了一件事,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把它写出来,写得简练有力!

我还有个意见:就是要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一会儿“然而”,一会儿“但是”,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湾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的大文学家王勃写了两句最得意的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说,后来他在水里淹死了,死后还不忘这两句,天天在水上闹鬼,反复念着这两句。后来有一个人由此经过,听见了就说:“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要把‘与’字和‘共’字删去,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好吗?”据说,从此就不闹鬼了。这把鬼说服了。所以文章里的虚字,只要能去的尽量把它去了,要不然死后想闹鬼也闹不成,总有人会指出你的毛病来的。

第三,我们应向人民学习。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我们写东西呢,仿佛总是要表现自己:我是知识分子呀,必得用点不常用的修辞,让人吓一跳啊。所以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劝大家有空的时候找几首古诗念念,学习他们那种简练清楚,很有好处。你别看一首诗只有几句,甚至只有十几个字,说不定作者想了多少天才写成那么一首。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很少看到“愤怒的葡萄”、“原野”、“熊熊的火光”……这类的东西。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的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第四,我写文章,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个字的声音。不仅写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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