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破车》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作者:老舍

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马威调过来,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只是想了想,可是:凭着几十天的经验而动笔写象巴黎那样复杂的一个城,我没那个胆气。我希望在那里找点事作,找不到;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没法在巴黎久住,他还能在那里立住脚么!

离开欧洲,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去处:第一,钱只够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于是我就坐了三等舱到新加坡下船。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没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有时候只在那儿作点缀,以便增多一些颜色——景物的斑斓还不够,他还要各色的脸与服装,作成个“花花世界”。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据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若能再有点好运,他便能在几年之间成个财主。自然,他也有好多毛病与缺欠,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国内人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挣钱,而华侨都是胖胖的财主,所以凡有点势力的人就派个代表在那儿募捐。只知道要钱,不晓得华侨所受的困苦,更想不到怎样去帮忙。另有一些人以为华侨是些在国内无法生存而到国外碰运气的,一伸手也许摸着个金矿,马上便成百万之富。这样的人是因为轻视自己所以也忽略了中国人能力的伟大。还有些人以为华侨漫无组织,所以今天暴富而富得不得其道,明天忽然失败又正自理当如此;说这样现成话的人是只看见了华侨的短处,而忘了国家对这些在海外冒险的人可曾有过帮助与指导没有。华侨的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无论怎样吧,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

可是,这有三件必须预备的事:第一,得在城市中研究经济的情形。第二,到内地观察老华侨的生活,并探听他们的历史。第三,得学会广东话,福建话,与马来话。哎呀,这至少须花费几年的工夫呀!我恰巧花费不起这么多的工夫。我找不到相当的事作。只能在中学里去教书,而教书就把我拴在了一个地方,时间与金钱都不许我到各处去观察。我的心慢慢凉起来。我是在新加坡教书,假若我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除非是我能在别处找到教书的机会,机会哪能那么容易得呢。即使有机会,还不是仍得教书,钱不够花而时间不属于我?我没办法。我的梦想眼看着将永成为梦想了。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我爱小孩,我注意小孩子们的行动。在新加坡,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随时看到的。下课之后,立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儿在林边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

上半天完全消费在上课与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热。非四点以后不能作什么。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一边写一边得驱逐蚊子,而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况且在热带的晚间独抱一灯,低着头写字,更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屋外的虫声,林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风,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不动一动。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我呢,一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结果,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朋友们稍微点点头,我就放下笔,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茶馆去喝咖啡了。从开始写直到离开此地,至少有四个整月,我一共才写成四万字,没法儿再快。这本东西通体有六万字,那末后两万是在上海郑西谛兄家中补成的。

以小孩为主人翁,不能算作童话。可是这本书的后半又全是描写小孩的梦境,让猫狗们也会说话,仿佛又是个童话。此书的形式因此极不完整:非大加删改不可。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总而言之,这是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而成了个四不像了。这个毛病是因为我是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所谓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是什么呢?是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此书中有中国小孩,马来小孩,印度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在事实上,真的,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与东方小孩在一块玩耍。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愿把东方小孩全拉到一处去玩,将来也许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同时,我也很明白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冲突与不合作,马来与印度人间的愚昧与散漫。这些实际上的缺欠,我都在小孩们一块玩耍时随手儿讽刺出。可是,写着写着我又似乎把这个忘掉,而沈醉在小孩的世界里,大概此书中最可喜的一些地方就是这当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时候。现在看来,我后悔那时候我是那么拿不定主意;可是我对这本小书仍然最满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在上海写完了,就手儿便把它交给了西谛,还在《小说月报》发表。登完,单行本已打好底版,被“一二八”的大火烧掉;所以在去年才又交给生活书店印出来。

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对过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历史中没有比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一段更有价值的。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

得补上一些。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我决定抛弃了它,书名是“大概如此”。

为什么中止了呢?慢慢的讲吧。这本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内容可是没有《二马》那么复杂,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喽跟着就得恋爱。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可是我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使我看不起这本书了。在新加坡,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钟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在英国,我听过最激烈的讲演,也知道有专门售卖所谓带危险性书籍的铺子。但是大概的说来,这些激烈的言论与文字只是宣传,而且对普通人很少影响。学校里简直听不到这个。大学里特设讲座,讲授政治上经济上的最新学说与设施;可是这只限于讲授与研究,并没成为什么运动与主义;大多数的将来的硕士博士还是叼着烟袋谈“学生生活”,几乎不晓得世界上有什么毛病与缺欠。新加坡的中学生设若与伦敦大学的学生谈一谈,满可以把大学生说得瞪了眼,自然大学生可别刨根问底的细问。

有件小事很可以帮助说明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到图书馆里去找本小说念,找到了本梅·辛克来(may sinclair)①的arnold waterlow(阿诺德·沃特洛)。别的书都带着“图书馆气”,污七八黑的;只有这本是白白的,显然的没人借读过。我很纳闷,馆中为什么买这么一本书呢?我问了问,才晓得馆中原是去买大家所知道的那个辛克来(upton sinclair)②的著作,而错把这位女写家的作品买来,所以谁也不注意它。我明白了!以文笔来讲,男辛克来的是低等的新闻文学,女辛克来的是热情与机智兼具的文艺。以内容言,男辛克来的是作有目的的宣传,而女辛克来只是空洞的反抗与破坏。女辛克来在西方很有个名声,而男辛克来在东方是圣人。东方人无暇管文艺,他们要炸弹与狂呼。西方的激烈思想似乎是些好玩的东西,东方才真以它为宝贝。新加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家中很有几个钱的,可是他们想打倒父兄,他们捉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松手,甚至于写这样的句子:“自从母亲流产我以后”——他爱“流产”,而不惜用之于己身,虽然他已活了十六七岁。

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这就无怪乎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虽然光想天下大事,而永远不肯交作文与算术演草簿的小人儿们也未必真有什么用处,可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应该注意的。我一遇见他们,就没法不中止写“大概如此”了。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国来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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