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

自述

作者:老舍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

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四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

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适足以妨碍妈妈。我叱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

四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

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

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

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爱洁净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须去,什么生人都须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作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

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作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呀!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爬在土壕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须有体质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

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的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教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最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作,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的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

二、我的欣悦: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羞见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恨未一面耳。

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么?去讨教!写得不好么?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

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啊,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

我希望还能再活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须再写出象点样子的十本或十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付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作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作多少,作得好坏,都是才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才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作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须消极的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

有了此态度;我要作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作的必是我所能作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作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作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作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

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假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煤米柴炭去作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激我的妻!

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作的作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作到的,总愿多作出来一些;不能作的我决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象耕牛似的慢慢的犁着土,在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须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作。因为我所能作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教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的给它写;后来,它又骂了;大后天,再教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的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它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字,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采。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识见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已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

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志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的作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墓。第三条是第一、二两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叶繁枝,使自己真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

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既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作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剂。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才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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