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

八方风雨

作者:老舍

一 前奏

虽然用了个颇象小说或剧本的名字的标题——八方风雨——这却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在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的简单纪实。它不是日记,因为我的日记已有一部分被敌人的炸弹烧毁在重庆,无法照抄下来,而且,即使它还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么简单无趣,也不值得印出来。所以,凭着记忆与还保存着的几页日记,我想大概的,简单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写下来。我希望它既能给我自己留下一点生命旅程中的印迹,同时也教别离八载的亲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头或书面上报告。此外,别无什么伟大的企图。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见,我并没有乘着能够混水摸鱼的时候,发点财,或作了官;不,我不单没有摸到鱼,连小虾也未曾捞住一个。那么,腾达显贵与金玉满堂假若是“伟大”的小注儿,我这里所记录的未免就显着十分寒碜了。我必定要这么先声明一下,否则教亲友们看了伤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假若有人喜欢读惊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应该另写一部传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谓,“八方风雨”者,因此,并不是说我曾东讨西征,威风凛凛,也非私下港沪,或飞到缅甸,去弄些奇珍异宝,而后潜入后方,待价而沽。没有,这些事我都没有作过。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

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二 开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就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姦,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这情形,在我到了武汉的时候,我还不能忘记,而且写出一首诗来: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燃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家以为敌人已到了城外。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同时,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临别的末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着家中。

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生平不善争夺抢挤。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车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对友人说:“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友人主张再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了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没有地方。”好容易立稳了脚,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么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没有地方坐,我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用脚,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觉,扩充我的地盘。最后,我蹲在小箱旁边。又待了一会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那个三角形的,皮的东西。我只能这么坐着,不能改换姿式,因为四面八方都挤满了东西与人,恰好把我镶嵌在那里。

车中有不少军火,我心里说:“一有警报,才热闹!只要一个枪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同时,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维持着原来的姿式坐着,看不见外边。我问了声:“同志,外边是阴天,还是晴天?”回答是:“阴天。”感谢上帝!北方的初冬轻易不阴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

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象“战地之花”似的。

到郑州,我给家中与汉口朋友打了电报,而后歇了一夜。

到了汉口,我的朋友白君刚刚接到我的电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么大的用处呀!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结的婚。

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

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

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

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象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

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

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设备都极简陋。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

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①福音堂。冯先生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谈三镇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象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在今天想起来,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

特别值得留恋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这是老字号。掌柜与多数的伙计都是河北人。我们认了乡亲。每次路过那里,我都得到最亲热的招呼,而他们的驰名的二锅头与碧醇是永远管我喝够的。

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在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

汉阳的兵工厂是有历史的。它给武汉三镇招来不少次的空袭,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弹。

武汉的天气也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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