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

这一年的笔

作者:老舍

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青岛的民气不算坏,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谁也看出,胶济路一毁,敌人海军封锁海口,则青岛成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战的情绪平定了身家危险的惊惧,大家不走。在这种空气中,我开始给本地报纸写抗战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预约的稿子——报酬,艺术,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战第一。一个医生因报酬薄而拒绝去医治伤兵,设若被视为可耻,我想我该放下长篇,而写些有关抗战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应齐大之约,搬往济南。济南还不如青岛。民气沉寂,而敌军已陷沧州。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写我的,还是供给各报纸。

直到十一月中旬,黄河铁桥炸毁,我始终活动着我的笔,不管有多大用处。铁桥炸毁,敌军眼看攻到,而当地长官还没有抗战的决心,我只好走出来。不能教我与我的笔一齐锈在家中。

到汉口,我的笔更忙起来。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有一天,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动,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关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必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

这一年来的流亡,别离,苦痛,都可以忍受,因为笔还在我手中。想想看,那该是怎样惨酷的事呢,设若我的手终日闲着,笔尖长了锈!再退一步讲,我依然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而没有一个无名英雄来取读,我与抗战恐怕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吧?在今日,我以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满意的巨制,还不及使一位伤兵能减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争得百米第一的奖牌,在今日,远不及一位士兵挂彩那么光荣。在这时代,才力的伟大与否,艺术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紧的还是以个人的才力——不管多么小——而艺术——不管成就怎样——配合着抗战的一切,作成今天管今天的,敌人来到便拿枪的事实。

我是在这里称赞自己么?一定不是!我是来说这一年我的笔没有闲着,和为什么事没有闲着。我尽了我的力,该当的;只觉得不够,羞愧;还敢自谀?因为我自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实的说明,文艺界的朋友们多数的是加紧工作,不肯闲起笔来。大家所写的不同,可是文艺始终未曾被敌人的炮火吓得闭口无言。自然,因印刷的,交通的,分配的,种种不便与疏忽,文艺还未曾深入民间与军队中。可是,这不足证明文艺者的懒怠,而是许多许多实际的困难未能克服,不能归咎于作家。第三期抗战已到,精神食粮必须与武器兵力一齐马上充实起来,不可稍缓。文艺者,我相信,是愿意把笔作为枪的。那么,政府社会在实际上能予以便利及与帮助,实在是必要的。文艺者只有笔,他并没“一应俱全”的带着印刷与交通工具。等到文艺者的笔因客观的条件而不得不锈起来,那个损失将非仅后悔所能弥补的。

这一年的笔是沾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希望她能尽情的挥动,写出最后胜利的欢呼与狂舞。有笔的人都是有这个信仰。希望政府与社会帮助。横扫倭寇,还我山河!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汉口《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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