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四卷》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作者:老舍

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在汉口住了几日,长沙的友人便来信相约,可是在武昌华中大学的友人更是近水楼台,把我拉到他们的宿舍去。住了半个多月,冯焕章先生听到我已来到武昌,便派人来约,不但能给我一间屋子,而且愿供给我馒头与面条。这时候,华中已快放寒假,我的友人都预备回家,并且愿意带着我去。他们(都是江西人)要教我看看江西乡间的生活。我十分感激他们,可是愿留在武昌——卖稿子容易。与他们辞别,我便搬到冯先生那里去,流亡者有福了:华中大学是个美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鸟,还有大块的空地给我作运动场。友人们去上课,我便独在屋中写稿子,及至到了冯先生那里,照样的有树有花有草有鸟,并且院子很大,不但可以打拳踢腿,还可以跑百米而不用转弯。在华中有好友,这里的朋友更多。人多而不乱,我可以安心的读书写字。几个月中,能写出不少的文字来,实在因为得到了通空气的房屋,与清静的院宇,我感激友人们与冯先生!

武昌的春天是可怕的,风狂雨大,墙薄气冷,屋里屋外都是那么湿,那么冷,使我懒得出去,而坐在屋里也不舒服。可是,一件最可喜的事情使我心中热起来——文艺界的朋友越聚越多,而且有人来约发起文艺界抗敌协会了。冒着风雨,我们大家去筹备,一连开了许多次筹备会,大家都能按时到会,和和气气的商量。谁说文人相轻,谁说文人不能团结呢?!

在大时代中,专凭着看与听,是不能够了解它的,旁观者清,只是看清了事实的动态,而不能明白事态中人物的情感。看别人荷枪赴前线,并不能体念到战士的心情。要明白大时代,所以,必须在大时代中分担一部分工作。有了操作的经验与热情,而后才能认识时代一部分的真情真意。一部分自然与全面有异,可是认识了一个山峰,到底比瞪着眼看着千重雾岭强。因此,我既然由亡城逃出来,到了武汉,我就想作一点我所能作的,而且是有益于抗战的事。干什么去呢?最理想的当然是到军队里服务。在全面抗战中,一切工作都须统纳于抗战建国一语的里面;那么凡是能尽力于自己所长的工作,而为抗战之支持者,都是好汉。英雄不必都到前线去。能卖力气多收获一些东西,献纳给国家的,都是战士。可是,一提到抗战,人们总以为马上要到前线去,似乎只有到前线才能看到时代的真精神。这并不正确,可是人之常情往往如是。我也是这样,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我明知道,为写文章,哪里都可以:只要肯写,用不着挑选地方。可是为搜取材料和为满足自己那点自尊心,战地必胜于后方,所以还是往前去的为是。

但是,我去不了。我的身体弱。勤苦朴俭的生活我很能受;跟着军队去跑,食宿无定,我可是必会生病。一杯不开的水会使我肚痛,我怎能抵抗军队中一切的辛苦呢?!完了!没有强健的身体,简直不配生活在这伟大时代!我伤心,我诅咒自己!

伤心与自怨是没用的,人总会在无可如何中找到活下去的路子。学剑不成还可以去学书,不是吗?我决定停在武汉,写稿子,不再作赴前方的梦。写稿而外,我便为文艺协会跑腿。是的,文协成立了,我被举为理事。跑腿是惯作的事,一二十里路还难不倒我;我就是胃口不强,吃不消冷水残茶。况且,只要在都市中,即使走不动,还可以雇车呀;为文协而赔几个车钱是该当的。

的确跑了不少路。文协的会务,虽然不因为我的奔走而有什么发展,可是我心中好受了一点:既然赴前方工作是有心无力,那么找到了有心有力的事,象为文协跑腿,也就稍可自慰了。再说,因为办会务,能见到许许多多朋友,大家关切文协,热心帮忙,还不是可喜的事么?不错,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分赴各战场去工作,使我看着眼馋。他们是多么可羡慕啊!穿着军衣,带着徽章,谦卑而又恳切的讲着前线的事实与问题!遇到他们,我几乎无话可说,可是我也必须报告给他们,文协怎么怎么了,并且约他们写工作报告,交与会刊发表。好吧,你们到前线去,我这不争气的只好在武汉为你们办理会务了。我这样安慰自己。

一边写文章,一边办理文协的事务,一直到了今年七月月尾。这时候,武汉已遭过两次大轰炸,疏散人口的宣传与实施也日紧一日。我赞成疏散人口,并且愿为这件事去宣传。可是,对于自己,我可没想到也有离开武汉的必要,仿佛我是与疏散人口这事实毫无关系的。轰炸,随便吧,炸不死就写稿子。炸弹有两次都落在离我不很远的地方。走,我想不到,我相信武汉永久不会陷落,我相信文协的朋友都愿继续工作,我相信到武汉受了更大威胁的时候,我与朋友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因此,我不能走,连想也不想一下,好象我是命定的该死在武汉,或是眼看着敌人在这里败溃下去。有些人已向我讨论迁移的问题了,我不大起劲。刚到武汉,我以留在武汉为耻;现在疏散人口了,我以离开武汉为耻。多住一天仿佛就多一分勇气与力量,其实我手无寸铁,并未曾冲锋陷阵去,也不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充一名壮丁。可怜的弱书生啊!

卫国是最实在的事。身,胆,心,智,四者都健壮充实,才能作个战士,空喊是没有用的,哀号更为可怜。我没有好的身体,一切便无须再说了。留在武汉么?空有胆子是不中用的,有胆量的老鼠还能咬沉敌人的军舰么?我不想走,可是忽然的便上了船,多么可笑呢!

是的,我忽然就上了船。按着冯先生的意思,他要把我送到桂林去。他说:那里山水好,还有很好的地方住,去到那里写写文章倒不错。我十分感激他的善意,可是我并不愿意去;不是对桂林有什么成见,而是不肯离开武汉。紧跟着文协便开会了,讨论迁移的问题,几个理由,使大家决定把总会迁到重庆:(一)总会是全国性的,不必死守武汉。(二)理事与会员多数是有固定职业的,他们必随着供职的机关而离开武汉。各机关,各书局,各报馆,有的已经迁走,有的正预备移动。有人才能办事;人都走净,总会岂不只剩下一块牌子了么?即使有几个没职业的(象我自己)愿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呢?再说:(三)疏散人口,舟船不够用;机关里能设法索要或包雇船只,私人不会有此便利。一到战局紧急,交通工具都受统制,要走可就更加困难了。所以要走得赶快走。(四)政府是在重庆,文协不应与政府失去联系。书局与印刷所多数迁往重庆,文协的工作当然与这二者有密切关系,所以也当移往,以便继续工作。理事与会员散在各处者不少,可是哪里也没有在重庆的这么多,会务既当取决于多数人,到重庆自最妥当。

有上述的种种理由,总会迁往重庆遂成决议。谁代表总会去呢?有职业而必须与机关相进退者,也许能,也许不能到重庆去:就是恰巧能到重庆去,也须等着机关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而且,他们即使随着机关到了重庆,他们当然是先忙机关里的事,有余力才能顾及文协的会务。这样,总会必须委托没有职业的理事前往重庆,以期专办会务,象在武汉那样。理事,是理事,不是会员。因为理事对会务熟习,办事较易;而且被派往重庆者,路费统须自筹;理事,既是理事,虽穷而没法推辞,职务所在,理当赔钱;若派会员,可就不能这样不客气,虽然在办事上,无所谓理事与会员之分,本是共同努力。可是在议决案里不能不说得官样一些。

好了,我没职业,我是理事,而且担任总务,我得走!有钱买船票与否,我不敢问自己,以免减少对会务负责的勇气。

可是,我真不愿走!迁移之议既成,我还希望多延迟几天。我自己去访了几位最爱护文协的,而且在政府有地位的朋友,探听探听:假若我们不走,是不是可以得到些工作呢?不必是用笔的工作,教我们去救护被难的民众,或伺候伤兵,也行。心里想:只要有点门路,我就可以有话说,不上桂林,也不去重庆,而留在武汉。可是,我所得到的是:“还是走好。”完了,武汉不允许我住下去了。所以,忽然就上了船。既不能住,何不快走;船票不易得,抓到一张便须起身。流亡者的生活一半是在舟车之上,流亡者的命运也仿佛被车票与船票决定着。我离开汉口,挤在洋奴与鸦片鬼之间。洋奴赏给我不开的水数杯,抢去我“费心”五元;花了钱,换来了痢疾。没有强健身体的,不配活在这伟大时代。我既不能赴前线,又不能留在武汉;我只能用钱换来痢疾,在那充满鸦片烟味的船上。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弹花》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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