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关于大鼓书词

作者:老舍

对于大鼓书,我不十分懂行。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愿说几句:

(一)从清末到今日,北方十样杂耍班子中的各部门很有些变动。有的因用人较多,人不易凑,钱须多花,不利于班主,故渐被淘汰;经济决定一切,太平歌词与莲花落等遂成没落。有的因过于高雅,难学难唱不讨好,自然也就不赚钱,也难免由大家的冷淡而销声匿迹。单弦牌子曲虽勉强挣扎,终是强弩之末,衰灭之象已成;若马头调等则已几成绝响。在这短短的三十来年的变动中,能日见峥嵘者,唯有大鼓。一人一鼓一弦,开销较省;学徒——多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场,本是借地练习,车钱甚微,亦好赚钱。大鼓之盛,是为经济的条件。由通俗文艺的价值上看呢,它既不太文,也不太俗,有雅俗共赏之妙。唱多激亢,亦能委婉,刚柔相济,不至过于单调;五场大鼓相继,因刚柔互异,不至于象五场“快书”之使人喘不过气来也。唱之外,加以形容,手挥目送,绘声绘形,复无呆板之病,台下固喜玩艺儿活泼。有此数因,大鼓遂渐成为杂耍班之主干,别的节目只是陪衬。南京定都,北人南下,闻故乡歌声,当然欣快;大鼓在京沪也略见抬头。讲普遍,诸般玩艺,俱须让它一头。故写大鼓书词较写别的歌曲,更为上算。

(二)大鼓本门中,又有多种:河北与山东民间有“怯大鼓”,腔简词俚,多唱整本故事;如《于公案》、《刘公案》等。在都会中的杂耍班里,因要作到“杂”,所以场场变换,以求醒脾;而每场以时间关系,亦只能唱独立的一小段;稍长的,如《战长沙》一类的曲子,且须分两三次唱完。各种大鼓的混合奏演秩序,当然是按角色的声誉与身分而排定,名誉最高的必须压台,不管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说:今日的杂耍班中,除了单弦牌子曲的老手,能代大鼓压台,其余的都已无此项资格,专就大鼓来说,梅花调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又都争不过京音大鼓(以奉天大鼓或梨花大鼓为主体的班子,自然须另说)。京音大鼓的所以取得此胜利者概有数因:

(1)腔调:京音大鼓音调高亢,富于刺激性,容易引起听众注意。梅花大鼓确是很好听,可是音乐之美(应配以五音连弹),把歌曲压了下去,歌者就白费了力。奉天大鼓的词句本与京音大鼓相近,但因腔调的限制,句中非多加虚字不可——“初一十五庙门开”,须变成“初一唉嗨十五喂唉庙门儿开唉。”方能唱出。这样,它便接近小调,而失去激壮的气派。以此调去唱《单刀赴会》,或《长坂坡》,遂不相宜。至于梨花大鼓,则慢处柔长,快处细碎,虽所唱多“三国”中节目,可是靡靡之音,不足以达英雄豪杰的情怀。京音大鼓的音调的运用,在抑扬高低之间,既无奉天大鼓之平板,又无梨花大鼓的弛缓与细碎,所以它挺拔可喜。因腔调挺拔,所以它极重视吐字的清晰沉稳。不管行腔的急或缓,吐字必达于听众耳中。譬之戏剧,昆腔比二黄难懂,所以二黄取了优势;二黄又比评戏(半班戏)难懂,所以评戏在最近又风行各地。京音大鼓之占代势,亦非偶然,它清楚易懂,不以腔累意也。

(2)京音大鼓用字遣词多半如《三国志演义》,力求整洁雄壮,故对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颇能传神。《宁武关》、《取荥阳》等都能尽情发挥。在另一方面,它吐字清晰,有时如直述,板稳而腔少,所以也能滑稽逗笑,或描写儿女情肠。一硬一软,它可伸可缩,不似别种鼓书之千篇一律,只顾腔而不顾情也。

(3)近来京音鼓书中,往往加入几句二黄,亦所以迎合听众所嗜。若安排得好,象《马鞍山》中之加几句反二黄,不但生动讨俏,而且更能加深感动的力量。梨花大鼓近亦采用此法,但山东音调,忽然加入京剧,便显着不对路了。

(4)二黄戏是国语运动的一大功臣,每见南方戏迷,勉强打着官话道白,虽颇可怜,但二黄戏宣传官话的力量,正不可侮。京音大鼓亦出自平津,调句自然是以官话为主;于是,它在言语上也就比别种鼓书容易占有广大的领土。二黄戏与《红楼梦》若能通行全国,京音大鼓书词便也不怕什么了。

根据上述的理由,下面要说出大鼓书词在抗战通俗文艺中的长处。

(一)用“打牙牌”,“叹五更”,或“妈妈好胡涂”的形式,把激昂慷慨的歌词装进去,恐难有圆满的效果。调软则词亦随着软了。虽抗战歌词或不拒软性,究当以激壮为主。大鼓书词之能传达并激起壮烈情绪,为已成的事实,拿来利用,自无毛病。据说《长坂坡》、《单刀会》、《战长沙》、《草船借箭》等名曲,都出自一家之手——惜忘其姓名——,词句都极简劲,而且没有什么过于俗俚的地方,足作抗战大鼓的模范。

(二)京音大鼓用官话写,在宣传上较易普遍。各地方自然应当用土语,就各地原有的歌调,编制抗战歌曲,可是大鼓书仍然是个好东西。因为既是用官话写成的,纵不知其调,仍可读其词。市上卖的小唱本,并不附着工尺字,而买的人也未必都会唱;唱物虽变为读物,可是多少也要发生些作用的。我曾在《大时代》发表过《打小日本》一曲;按说,写大鼓应有完整的故事,与典型的人与事,方能有声有色;可是这篇东西,把日本之所以欺负中国,各地战事的经过,及将来的希望,都给说明。这样,第一是它太长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铁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来。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现,而是用白话歌词讲国家大事,与大鼓书的写法不合。可是,我却另有个打算,长不要紧,不具体也无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书的形式写个宣传的小册子;唱不了,那就哼着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劲,它能教民众明白一些战事的始末根由;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为主。在旧诗里,七古是善于讲故事的,如《长恨歌》等。我们写大鼓书,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这个骨架,交给歌者,他就会把它活散开。以七字一句为原则,他会随时加入“抬头看”,“这就是”等“三字头”,或于别处加字,使之变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个字的句子;长短相间,自然灵活。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难以入弦够板。反之,我们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虽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文字必能简练有力;歌者每每会活用别人的文字,而自己却不会创作出有力量的“底子”来。市上的小唱本之无特定的调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个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觉而哼起来的作用。

(四)设若七字为句的作法能成功,则大鼓书实在是较比容易写的。单弦牌子曲,一个牌子一个样儿;牌子换了,词调就须改变;太费事了。大鼓简单,可以省下许多写作时间。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须用一韵。此等韵被呼为“辙”,即以官话发音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韵也。中冬辙,不必分一东二冬;凡是北平话中可以与东冬拉在一处者,都可以用。这个,又没什么难处。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诗,头两句的末一字都须用平音,如“周仓关平立两旁,当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个仄声字,设法唱得响,遂骂编者为不懂行。此外没什么重要的规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为合适,过长则太费力,唱不了。非长不可呢,则可分为数大段,以一段为一本,分开来唱。既分了本,则辙可变,每本一辙,隔开去唱,自无犯规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话,有时泛泛,有时介绍歌曲内容。抗战鼓书,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话,以激动听众。不过,按台上的规矩,未演唱前可以说话;既已开唱,则须一气唱完,不许中间搀话断气。写抗战鼓书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说词,备歌者采用;若是宣传队到民间去唱,则可不必死守规矩,即在歌的中间加几句话,亦无不可。一段歌,一段话,颇有效力;山东的学生到四乡宣传,曾用此法,成绩甚佳。

(六)京音大鼓书词,拿到乡下去用,可以改用各处原有的大鼓调子,将语词略有改动即可,句子无须大变。黄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组织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来,此法很难利用,那就得设法改编以适合土调了。

雄壮、利落、普遍(较比的)、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京音大鼓书的长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艺战线》“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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