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教育与文艺

作者:老舍

一个文艺作家的最大努力处,恐怕就在人物的创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着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文艺家在创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会、家庭、遗传、心理等等方面,去认识人物,而后由这各方面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慾创造的那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进而为具体的创造。他是借用许多人来帮忙造成“一个”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个教育家,却是由于对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而去以身作则的教育许多人。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论,或者承认别人家的理论,而后以这种理论去决定教育的实施:他要怎么样削减他所看出的人类的缺点,和培养他所相信的人类所应具的美德。这样,文艺家的成败大半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人物而定,创造得成功,他便借着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众的威权,成为大家的导师。反之,创造得失败,他便一无所得,白费了工夫。教育家的成败呢,比这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泼的青年。他失败不得!一失败,他便毁了许多人。这倒并非是说,教育者应比文艺者,或文艺者应比教育者,更当努力,丝毫不可敷衍随便。这是说他们都应当同样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事业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们都以人为对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应当常常到一处谈谈,结为朋友。一位律师也许很喜欢植物学,交结几位植物学家为友。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标本都贴在诉状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欢植物学,也不至于损失了他的威严,或不便于他的事业。教育家与文艺家可并不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自由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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