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作者:老舍

三年来的文艺是该用红字标出的“抗战文艺”。在全部中华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中,还没有与它相同的运动。其成因:(一)时代的伟大:时代是心智的测量器。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虽明哲君子,亦只长了一个眼睛,只看四海之内,不见四海之外。今天,一个中学生也两眼齐用,看到了世界才能决定自己是立在哪里。一百年前,不会有此种抗日的战争,亦不会有此等抗战文艺。时代给心灵以活动的机会,在今日而不错过机会,即必成为抗战的文艺;时代奇伟,文艺运动遂成空前!(二)战争的性质:此次抗战绝非列国或五代或军阀时期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小战争,而是民族的灭亡或解放的选择与决定,战则生,降则亡,故必战,既战,我们有致胜的方法与决心。文艺,在这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此呼声发自民族的良心。

(三)新文艺的传统:时代的推动与抗战的呼号并不能唤起僵尸。每值离乱,騒人墨客辄多避隐。设今日的文艺者而避处租界,以声色自娱,或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文艺自然还是雪月风花,与古无异。但五十年来,文艺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艺,心苦已久,习于战斗;昔之以身殉者为了革命,今之从事抗战宣传者亦为了革命,数十年的培养使大患临头有备无患。且因文艺革命的成功,文艺的传达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行动与工具两有准备,文艺者遂能应声上马,杀上前去。

(四)社会的需要:假若我们的教育已经普及,而且到处有报纸与播音,人人关心国事,天天读阅新闻,收听广播,也许文艺正应少写些战争,而从其他方面给人民与士兵一些安慰与愉快。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恰与此相反;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文艺就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使人民士兵知道、感动,而肯为国家与民族尽忠尽孝。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若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

有了上述历史的与社会的成因,抗战文艺便有了它自己的面貌,与旧有的脸谱全不相同。它是:(一)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而专心一志的干它的工作。抗战与文艺不能分开,正如抗战与军队之不可离异。它知道社会的需要,就去供给;它晓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惜力。虽然大家还觉得作的不够,可是要把三年来所有的抗战文艺作品搜集到一处,也该有相当的数目了吧?

(二)乐观的:因为它清醒的晓得自己是在作些什么,和为什么作,并且知道作出来有什么效果,所以它乐观。抗战文艺不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的眼泪文字,也不是“塞上长城空自许”的希冀与失望,更不是歌功颂德替谁来排场。它是看准了民族的出路在此一战,看准胜利必来,而与全体同胞齐出应战,一直到同唱凯歌。抗战文艺就是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前例。

(三)直接的: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抗战文艺的突击,所以它也是直接的。

(四)行动的:文人的行动决定着文艺的行动。文人为集中力量而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文艺遂亦成为一致的,抗敌的。文人不相轻,文章乃不相骂,文人携手抗敌,笔尖遂一齐朝外。上有协会,为精神上的团结,下有战士,分赴战地与民间,于是文艺随着事实的接触而渐渐与军民相亲;书斋中的哼唧,与个人有病或无病的呻吟,遂一齐息止。文艺者在军民间去活动,文艺的本质乃由虚浮的修辞变为朴诚的纪录与激励。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却有一师笔兵。杜甫躲着战争走,笔兵敢上前线。也还没有一个陆放翁,放翁只为自己写诗,而笔兵不但为士兵百姓写诗歌戏剧,且为他们写信。放翁孤立,笔兵有组织。宣传之术,古人所无;古人为“传”自己,今人忘了自己——在庆祝胜利那一天而将抗战文艺付之一炬,亦无可惜,要紧的倒是良心无愧!

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如彼,文人与文艺的行动如此,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已可测想:(一)人事方面:当然先由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说起。有文协,则文艺界的团结是事实;没有它,团结是空话。文协最初的目的,与现在的作用,全在目的。认清了这一点,文协便有了很大的成功;它已有了八处分会,和许多通讯处。否认这一点,而要求马变为牛,则文协亦可一言以蔽,曰“没大关系”!(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暂不多说。)

由团结发生的友谊,并不只是在作家们当中有了和睦的气象,而是也使他们的文字有了忠实厚道的气息;这是文格的净化与提高,这是建设!文人们的作品,不管是大小好坏,都是以生命的全力创造出来的;费尽心血力气的产物,不管是大小好坏,当然是敝帚千金,绝对不容别人插嘴说长道短。在这不幸而是必然的心理上,团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文协在团结上的成功,即使在别的方面乏善可陈,也是难能可贵的。团结使大家的心张开了,减轻了自傲,看重了朋友,于是就能在一处工作,彼此批评,从而养起个新的文艺风气来。藐小的心产生不出来伟大的作品;现在,作家们因团结与友谊把每个人的心都交给了文协,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是大家的力量凑到一处便力举千斤了。

就私人来谈,三年来文人们似乎都以到前方去为荣。有的是受政府的任命,有的受报馆的委托,有的受友人的招致……情形不同,可是在全国所有的战区里,都有文艺者在采访,在宣传,在作政治工作。每个工作者到达一处,就象河水中投下一块石,立刻荡起一些文艺的波浪。这些人把文艺带到了前方去,给文艺以切实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可靠的治疗文病的葯方。这些葯方使全国的文人们晓得了怎样才能教文艺更接近士兵与百姓。文人自动的开拓了文艺园地。同时也发现了文艺种种的毛病而加以改造。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经验,抗战文艺的材料多数是由前方带回来的。动的文人产生动的文艺,武装的写家产生抗战的文艺。

由人事的这两方面——团体的,个人的——我们看出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的人的问题是(一)团体的——怎样扩大文协的影响与怎样加强团结;(二)个人的——怎样锻炼自己和怎样把文艺工作由个人的变为有组织的。关于这两点的评判,保留到末段中去说。

(二)文艺方面:不大明白真情实况的人,也许以为抗战文艺是文艺拉住了抗战死不放手。事实上,却是前方的将士,病院里受伤的弟兄,政治的宣传,民众的教育,敌后方的争取民众……都急切的需要文艺。只须到前方走几天,就可以看明白:除了军事的表现,就是文艺最出风头,军人要唱歌,要看戏,要看书,要纪录战绩,要练习写作……都是文艺的事。文艺之所以不离抗战,正因为抗战少不得文艺。

因此,三年来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这问题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实际的,因为抗战文艺,像前边所提到过的,是直接的——歌须能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之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

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石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过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的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这一难题,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今天还没有完全交卷。

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为使此文简短,恕不引证。不过,它可也不是白卷。有些人已经作了不少专为宣传用的通俗作品,即使有人还不承认它们是文艺,可是也不能否人它们的确有用处。这个客观的态度虽未能一致拥护通俗化的办法,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奥冷僻的心理减退了许多,在抗战中简直没有一篇东西是完全以艺术至上的态度写出的,这已经是给通俗化一点承认。再因三年来的试验与讨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若完全照着旧模式写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这么一想,可就看见了晴美的天光,看吧,《水浒传》的俗浅并无害于它的伟大呀!看吧,当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个不是宣传而于艺术呢!是呀,俗深多,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的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或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这个发现是三年的劳力与心血的收获,多么大的一个发现啊!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在一方面理论的提出也许只注意到某一点,只顾了月亮而忘了太阳;在另一方面,创作上还没有足以证实这发现的伟大作品,虽然今天的文艺各部门已都被这个发现的新风所吹动。以下略事批评:

(一)人事方面:还是先说文协,以团结言,它有极大的成功;从别方面看,它有许多缺欠。第一,它很使青年们失望,因为它没法能给他们改文章,读稿子,指导文艺作法,使他们很快的成为新写家。这一点,文协虽感难过,但并不觉得惭愧,因为只要有钱,它马上能办起函授学校之类的事情来;现在,它没有这笔钱。至于说,使会员们于担任会务及操持个人的事务之外,再担任改文章,便不大合情理了。第二,它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及后方的民众教育机关没有很好的联络。由它自己说,它没有够用的人与钱,去到各处活动。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团体说,人员与事全都不会听文协的指导与指挥;人有所隶属,事有所承转,文协无从插嘴,不过是个民众团体而已。不错,各地的文艺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协有什么话讲,但是文协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实际的办法便无从提起。这个情形,使文协有时候显着虚无诚心!可是,要打破这不甚好的情势,定非文协自身所能作到的。就是对于文协的各地的分会,它也只能取友谊的态度,而不能象科长管着科员那样;它能发动,鼓励,维护大团结;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决。假若它有几十万经费,当然情形就两样了;它既没有钱,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给别人一点影响罢了。

我在这里指出了文协的最大的弱点的同时也为它解释了一下,因为假若文协要真成个健全的团体,就必须把这些弱点弥补起来;可是它绝没有力量弥补,除非外间给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经过这么一解释,我想,它在现时只能是个精神上的力量,还不能忽然改胎换面。

说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们,我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安慰!假若他们只是到各处去采访些写作的材料,那倒也容易,也就没什么可说。可是,由于他们的任务或是由于他们的良心,他们得把文艺的空气制造出来,得使不会读的能读,不会写的能写,他们须有文艺的修养,而且还要有组织与办事和教导的天才!文协的力量作不到他们的身边,而所隶属的机关又不给他们以确切的办法。他们干着急!我并不是在这里代他们诉委屈,而是说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再也不应拖延下去!不用多说什么,只要晓得政治重于战争,宣传是一条防线这两个口号,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重视这问题了。

(二)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政治上的效果远不及军事上的。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这样原谅了作者,可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只准说明,不许说暗的心态应普遍的改变过来。同样的,抗战文艺注意了军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质建设;这大概由于军事材料容易获得,而建设的真况不易打听或看到。政府应予作家以便利。

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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