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三年写作自述

作者:老舍

自离开济南到今天——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已是整整三年。这三载的光阴,有三分之一是花费在旅行上——单说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就用去了六个月。其余的三分之二,大概的算来,一半是用在给文协服务,一半是用在写作;换言之,流亡二载中,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很多,只有一个整年的光景。

在战前,当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时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写出十几万字;当我辞去教职而专心创作的时候,我一年(只有一年是这样的作职业的写家)可以写三十万字。在抗战三年里,一共才写了三十多万字,较之往年,在量上实在退步了不少;但是,拿这三年当作一年看,象前段所说明的,就不算怎么太寒酸了。

这三十多万字的支配是:小说:短篇四篇,约两万多字。长篇一篇(未写完)三四万字。

通俗文艺:见于《三四一》者六万字,未收入者还至少有万字。

话剧:《残雾》六万字,《张自忠》五万字,《国家至上》三万字,(后半是宋之的写的)。

诗歌:《剑北篇》已得四万余字,其他短诗军歌尚有万字。杂文:因非所长,随写随弃,向不成集,大概也有好几万字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在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可是在质方面上却增多了不少。在战前,我只写小说与杂文,即使偶而写几句诗,也不过是笔墨的游戏而已。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学习是一种辛苦,可也带来不少愉快。我决不后悔试写过鼓词,也不后悔练习过话剧,成绩的好坏姑且不提,反正既要写,就须下一番功夫,下功夫的最好的报酬便是那一点苦尽甜来的滋味。

为试写别的,便放下了小说,所以小说写得很少,可是,理由并不这么简单。在太平年月,我听到一个故事,我想起一点什么有意思的意思,我都可以简单的,目不旁视的,把它写成一篇小说;长点也好,短点也好,我准知道只要不太粗劣,就能发表。换言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情感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但是,他的经验不够,经验不是一眨眼就能得来的。蜗牛负不起战马的责任来,噢,我只好放下笔!当“七七”事变的时候,我正写着两个长篇,都已有了三四万字。宛平城上的炮响了,我把这几万字全扔进了废纸筐中。我要另起炉灶了,可是我没有新的砖灰及其他的材料!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里的抬轿的吗?决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

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通,相结如环。我知道什么呢?有三条路摆在我的眼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此所以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者,还须“主张”一下者也——这么一主张,便露出他心中还是很难过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写,而必有这么一主张呢?第二条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写下去。写战事,则机关枪拼命哒哒;写建设,则马达突突;只有骨骼,而无神髓。这办法,热情有余,而毫无实力;虽无骗人之情,而有骗人之实,亦所不取。只剩了第三条路,就是暂守缄默,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习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笔来。还有,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当抗战的初期,谁也把握不到抗战的全局,及至战了二三年后,到处是战争的空气,呼吸既惯,生活与战争息息相通,再来动笔,一定不专凭一股热情去乱写,而是由实际生活的体验去描画战争。这也许被讥为期待主义吧?可是哪一部象样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时呢,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是那么简陋寒酸哪!

把小说放下,可不就是停止了笔的活动。我开始写通俗读物,那时候,正当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剧,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想给这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们前进,使它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调谐,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语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言语,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出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虽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谈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学习的机会!

就成绩而论,我写的那些旧剧与鼓词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写出来的一则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则是循艺人的要求,生意相关,不能伤雅。于是,就离真正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写这种东西,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在某地则用某地的形式与语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闭门造车,必难合辙。

我不懂鼓词,正如我不懂话剧。我去学习鼓词,正如我去学习话剧。机会也许是偶然的,学习之心则是一向抱定,不敢少怠。文协要演戏,推我写剧本。这是偶然的。我大胆的答应下来,要学一学而已,并非有任何把握。

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我写成了《残雾》。当然不成东西,我知道。所以敢写,和写得这么匆促者,是因为我只答应了起草;有了草底,由大家修正好才拿去上演。我不懂戏剧,只按照写小说的办法,想了个故事,写了一大片对话。反正友人们答应了给我修改,他们修改之后,我不就明白一些作剧的方法了吗?可是写完的那一天正是“五四”,暴敌狂炸渝市。戏演不成了,稿子也就放在了一边。紧跟着,我到西北去慰劳军队,把稿子交与了友人。半年后,我回到重庆,友人已替我发表了,出版了,并且演出了。这不能算个剧本,而只能算作一些对话的草拟,即使它已印成了书。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败,那全凭导演者与演员的怎样运用这一片对话,与我无关。

回到重庆,看到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我不便挨家挨户去道歉,说明我这草稿并没得到修正的机会;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放下这些批评,我去找懂戏剧的内行谈了一谈。由他们的口中,我明白了戏剧之所以为戏剧。戏剧不是对话体的小说,正如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们说,是过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识;我只写了对话,而忘了行动。

经他们这一指教,我才开始注意看话剧。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动。以前我爱看旧剧。看了几出话剧之后,我并没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动,但是看清楚了这么一点: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有些剧作,尽管读起来没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话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稳的象个戏剧。写了一本戏,挨了许多骂,我明白了这一点点。

练习的机会又来了。之的约我合写《国家至上》。题目是指定的(写回汉合作),好在我们俩都是北方人,对回教同胞的生活习惯相当的熟悉,不必临时去找材料。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虽没有这样的来历,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难于创拟。人物的真切使这本戏得到相当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没到过北方的批评者也许就以为它是江湖奇侠传。题旨是回汉合作,可是剧中回汉的正面冲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纷争所掩,这并非无因:一来是回汉之争写得过于明显,也许引起双方的反感,而把旧帐全都搬出来;二来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别,不尽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义上的分歧,而只能从感情失和上落墨。这些费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没有准备的批评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汉通婚,教中自有办法,不可随便发言。我们之所以设一个女角者,多半为烘托张老师的过度的倔强,并不敢使她去闹恋爱。批评者若谓回汉联婚这一问题写失败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乱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节、问题,都从我们俩商议妥了,而后由我详细的写成一个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剧写好,拿到回教协会,朗读给大家听。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合回教习惯的用语,都当场提出,一一改正。因此,这本剧虽没有别的好处,却很调匀整洁——稍微一不检点便足惹起误会,甚至引起纠纷!在写的时候,我们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写完了,我们是一点不敢偷懒的勤加修正。宣传剧的难写就在这里——要紧紧的勒住了笔,象勒住一匹烈马似的那么用力。

我写前两幕。之的有写剧的经验,所以担任较难的后两幕。这一回,我有了一点长进:第一,没有冗长的对话,而句句想着剧情的发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张老师,教这一个人支配着控制着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涣散。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这本剧的情调,言语、服装、举动,一律朴素无华,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顺着本地风光去创作的意思,我想《国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样子。自然,住惯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话为本地风光者流,一定会惊异的称它为江湖奇侠传。

假若《残雾》是于乱七八糟中偶尔见些才气,到写《国家至上》的时候,可就略知门径,而规规矩矩的习作了。之的有写剧的经验,告诉我不少诀窍;同时,马彦祥与阳翰笙又热心的帮忙,所以这次的习作,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成绩,可是我个人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惜,我们必须在一月中写成,以便从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们能多有些时间,再多改两遍,或者更可以减去些宣传剧的气味。在抗战中,一切是忙乱的,文艺作品也极难避免粗糙之弊。批评者只顾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战时的生活的窘迫忙乱,假若批评者肯细心读一读他自己在忙乱中所写的批评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国家至上》写完,我开始写诗——《剑北篇》。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写小说,我不善写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诗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写不好;为什么?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不会以短短的小文一针见血的杀敌致果。我只会迟笨的包围,不会冒险用奇。我也不会写抒情诗。凡此种种,都足证明我不能诗,那么,为什么要写诗呢?主观的,我愿意练习练习。客观的,我由西北旅行得来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记,只够作叙述诗用的。游记之难,难在精详,我并没有锐利精细的观察力。好吧,我就以诗代替游记吧。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

五个月的工夫,我才写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预备好了,用不着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因为凑韵脚,一行往往长到二十来个字;否则我早已写够一万行了。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本来我是想熔化新旧为一炉的,但所谓“旧”者是旧诗的神韵与音节,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语与思想。句句用韵的企图,也就是为使句句响亮,如军队操演,步步整齐。哪知道,韵破坏了一切!不错,的确是步步整齐了,可是只能摆在操场上,而不能作战哪!韵使我失去了笔的自由与诗的活泼!的确,象“绿色千种,绿色千重”那样的句子,设若不是用韵的关系,也许不易想得出来,可是就全诗而言,它使我时时要哭。要哭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偿失!不要说完全无韵,就是隔句用韵,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

但是,已经写了四千行,不便再改;我一定把这个形式维持到底,不管它给我多少困难。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我都在此诗中略加试验;艰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点的说,新旧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以为《剑北篇》中旧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都绝非抄袭古人。就是音节韵律,我也只取了旧诗中运用声调的法则,来美化我自己的白话。在用韵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齐套辙,并非诗韵。这样,取于旧者并不算多,按说就不应该显出那么浓厚的旧诗味道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出来,它也许比“五四”时代那些小诗的气魄大一些,而旧诗的气息恐怕比它们还强得多。我能指得出来的毛病是:(一)韵用得太多。(二)写景多于写事。(三)未能完全通俗。在这三点而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无形的,在心中藏着的那个小鬼。明显的说,就是在一计划写诗的时候,我面前就有个民族形式,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她知道我写过旧诗,写过鼓词;用民族形式来引诱我,我必会上套!不论我怎样躲避旧的一切,她都会使我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民族形式,据说是要以民族文艺固有的风格道出革命的精神,是啊,我何尝没这样办呢。可是,我并没得到好处!也许是我的才力不够吧?也许……?反正我试验过了,而成绩欠佳!关于这一点,我似乎没法说得再明白些;除非你也去试验试验,你是不会明白我的。

诗未写完,本不想去写别的。可是,朋友们给我带来很多关于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史料,并劝我写个四幕或五幕的话剧。我答应了,因为材料与问题既都丰富,而表扬忠烈又是文人的责任;我就暂放下诗,而去写戏。啊,这比诗还难写!历史大概永远是假的:目前的事最好莫谈,过去的事只好瞎猜!整整写了三个月,改过五次,结果还是不成东西。宣传剧已经不好写,含有历史性的宣传剧就简直不应尝试。今日的事情顶好留给后人去猜呀!我不愿再缕述所遭受的苦恼与失望;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

这本剧写完,我拿起《剑北篇》来,希望于两三个月内告成。

我学习了,我并没有多大的成功,但是,我决不因失败而停顿了学习,我将继续学习下去,直到手不能拿起笔的那一天。

笼统的批评理论,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有试验的热心,勤苦的工作,才教我长进。三年来的成绩毫无可观,但是始终不懈的学习的热诚教我找到许多新的门径——只有这一点是差足自慰的。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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