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通俗文艺的技巧

作者:老舍

假若这里有一位没有听过看过旧剧或鼓书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许以为这类的通俗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讲究,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让一点帐,承认它们多少有点讲究,那也绝对不能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的技巧相提并论。

对于前一层,让我们拿旧剧本作个例子吧。旧剧之中,我们承认,的确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由大体上说,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表现方法,绝不是随便凑成,象一个梦似的。就是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个剧本,本有完好的结构,与妥当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许因为太顾向台下讨好,而把剧中某一部分尽力扩张,甚至于把它扩张到可以独立,另成一剧的地步。这样喧宾夺主,或化整为零,就破坏了剧本的完整,或失掉原来的意义。有好多武剧吃了这样的亏,只顾了起打越火炽越好,而遗忘了更重要的戏剧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剧本,经过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来越简练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来,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竞争,往往以“旧剧重排,全剧古本”为号召,而排演“本戏”。这些“古本”多半是沉闷冗长,只增了场子,多占了时间,并无怎样了不起的好处。这可以反证出旧剧在生长中也并不是没有受过淘洗与剪裁,虽然有时候不幸而变得很坏。

据上所述,剧本有时由好而坏,有时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证明旧剧并非随便可以凑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后一层——通俗文艺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技巧相提并论——我以为:因为形式的关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样;但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艺本质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艺的宣传性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通俗文艺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忽视,而且比别种文艺更热心:一出戏,一本小说,一段鼓词,莫不含有很明显的教训。因此,民众虽然大多数是文盲,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责任,维系着精神的生命。他们的这种裁判与责任多是“有诗为证”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应忠勇义似关公与岳老爷,赵子龙是勇士的象征,西门庆理当永远拴在尿桶上……用不着说,这些根据是来自通俗文艺。戏台,书场,不啻是民众的学校。自然,在通俗文艺中也有许多婬秽的地方,可是婬秽的东西往往是在干净的东西里面包着。当形容潘金莲得意的时候虽然极不正当,可是到说她被杀的时候也极严厉。拆开来看,是反宣传,诲婬诲盗;合起来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惩婬诛恶。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传的本意。至于那些专以婬秽为主的东西,当然是须禁止,正如别种专抒写色情而无其他更高的启示的文艺作品那样该当禁止。这样,通俗文艺在文艺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假若它有时候不大洁净,或思想陈腐,那不能只责备它本身,社会上没能尽到对它应尽的责任也不能不算是罪过。单拿文人来说,有谁在抗战以前曾想到过为民众写作一些读物呢?新的不来,旧的只好自生自存,当然它陈腐,它没有得到一点新血呀。它正当不正当,它陈腐不陈腐,反正它没忘了宣传。今日的问题是在如何去矫正它,革新它,因为它确是与别种文艺一样的负着宣传的使命,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有力量负起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别种文艺一样的具备着文艺的条件。它有想象,有图像,有音节,有脱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汇上,它没有《佩文韵府》和文艺辞典为它作解释,抬声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词语,象刚摘下来的瓜果那样带着田园的鲜美。它的字汇是来自民间,充分的含有民间的思想与想象。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比古典的,甚至于新兴的文艺,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脉,往往使人拍案叫绝。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公平的指出,因为民间的生活艰苦,教育落后,更因为民间文艺多半是取韵文的体裁,它的字汇也有好多是因袭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更难以推陈出新。不过,这个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设法弥补的;在弥补这缺陷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艺的优点,活泼,自然,脱口而出,绝不别别扭扭,使人闷气。

创作的文艺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点也不缺乏这条件。在这条件下,也许它不学无术的把历史弄错,或误解某事件事实的真意,可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想象的。它能从《水浒传》中单单提出个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说。这武松也许不象原来的那个样子,不但杀嫂打虎,并且做了许多与他无关,而恰好是民间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许会扑灭蝗虫,或求雨;事实是错了,但想象却充分的活动着。这武松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穿插,有逗宕,从考证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从文艺上看,它却自有它的立脚地。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应当曲解了历史,而是说我们即使责备通俗文艺的历史上的知识太幼稚,我们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结构上,它也晓得如何由分散而团圆,由纡缓而紧张,由铺陈而判断,正如别种文艺的那样费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词,也知道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连唱法也是越来越紧,使事情与歌声一同走到顶点。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一个文人雅士看来,或者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趣味太低级,或缺乏控制。我承认它有时候缺乏控制,因向观众讨好而失去严肃的态度;至于低级不低级就很难判断了——我们至少该想一想再说话。一个不晓得民间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为何两个乡人为争一堆牛粪而打起架来,他当然也就不能欣赏因争牛粪这件事而来的打趣凑笑;而指为低级。这到底是不是低级?谁敢说!或者,一个文人看到野台戏中的包公嘱令王朝、马汉去捉鹌鹑烧烧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铺盖卷赶路,他也许说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级。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形容正是民众把包公看成为他们痛痒相关的人,是关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众都知道每个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备每个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与教育问题,而不仅是文艺本身的问题了吧。还有,有些文人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言语往往不大干净,故曰之为低级。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专以粗俗否定其低级不低级。言语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隐婬邪的净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级。故意掉书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呕,亦是低级。所谓低级不低级的判别,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无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实及言语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艺生长自民间,它表现着民间的思想,反映出民间的生活,也就从民间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讽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传力量。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趣味有时候低级,可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不了解民间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断定为低级。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了通俗文艺在各方面都有它的文艺根基。它并不是胡里胡涂的那么一团。明乎此,再去谈它的技巧,我们便不专从技巧上找技巧,而应更进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艺共同的原则。这样,当我们撰制通俗读物的时候或者也就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创作。专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终是着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渐渐的变为崇拜技巧,忘了改革与创造。结果,所摹拟的只是个空的架子,是种假的小玩意,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东西。

依据着上述的理由,我觉得通俗文艺有三难:不易通俗,不易有趣,与不易悦耳。

先说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艺创作里,好的总是脱口而出,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坏的总是别别扭扭,矫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言咂字的文章多于现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说,俗实难于雅。秀才会作八股,而不会写家信,并不完全是个笑话。写作通俗文艺,言语首先给我们许多困难。文雅的词字,有书史辞典帮忙;民间通用的字汇,无书可查,非我们自己到活的社会中去找不可,这就难了。一般的语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买卖有买卖的,各行有各行的,各业有各业的特用语;这就更难了。把握不住活的语言,便没法形容出真实的事情,新兴的文艺如是,通俗的文艺也如是。不过,通俗文艺既是为民众写的,就比新兴的文艺更不能将就——它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抗战以来,大多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言语这一方面,犯了两个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腐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们习惯作旧体的诗文,知道一些旧剧或鼓书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的戏或曲,只是应用了旧的套数,而言语则仍然是很文雅。因为文雅,所以它们写不生动。他们的通俗字汇既不够用(即使他们肯用),而形容近代战争与事实的字义极难从旧文学词汇中找到,他们没办法。后者或较胜于前者,他们拒雅而求俗,可是也并不真知道民众的语言,于是就把戏剧与歌曲中的滥调陈词拿来,装璜一下,多少要有点通俗的色彩而已。这路作品里面,也许上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下句是“叫小鬼们见阎王”。这怎能成为美好的宣传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艺,根本是矛盾;民众若能了解《史记》《汉书》,便无须有《铡美案》与《瞎子逛灯》了。以“见阎王”,“地流平”,“面前存”,“说根随”等腐词来支持通俗文艺,至多只能得到一点“不得已而为之”的原谅,因为通俗韵文既须有韵,而韵字又必须有变化,所以有时很难躲开“面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这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一时救急,决不应视为通俗语言发展的正路子。民间有许多比“面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词字,要当破一番工夫找出运用,不可以旧韵文为标准,而挡住去路也。

作通俗读物,照上面所讲的看来,用语用字不但不应故意求雅,且须时时留神自己的笔,深恐略一疏忽,即无意中的写得太深了。我们不以雅取巧,而以在通俗中还能活泼跳跃见胜。要俗,要活跃,所以避雅,并且要避腐。凡是陈腐的也必是该淘汰改革的,我们应随写随尽矫正之责,不可因循偷懒。

再说通俗文艺何以不易有趣。求言语通俗已属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则更难。这是可能的:我们费尽心机,一字不苟的,完全用民众习用的语言,写成一篇东西,而结果依然不能教民众了解。第一,我们用民众的话给他们介绍一位人,或一件事,按理说他们应该听懂了。可是假若这位人,这件事,与百姓们毫无关系,他们就很难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们使抗战的某大将为一出戏的主角,画着姜维式的花脸,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现其英勇的精神和抗战的决心。这出戏(姑且承认打花脸等方法是对的),设若拿到一个山村里去演,就许毫无效果,大家莫名其妙。因为在这个村里,没有报纸,根本不晓得那位大将是谁;没有看过或听过抗战宣传的文字与讲演,根本不知道抗战这件事,怎能怪民众茫然不解呢?听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容易受感动,此所以乡间雷击了老树,必谓树上有巨蝎或恶蛇,因为蝎、蛇是会害人的,若单言老树,则关系甚微也。所以,单单用了民间的语言,而不计算人物事实与民众的距离若干,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实人物都要切近民众,由他们所习知的事实引入抗战,才是好办法。第二,我们努力采用了民间的语言,而陈意过高,譬如用俗话写成一套抗战建国的哲理,其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有趣的形容,自难为民众接受。不错,我们为抗战宣传,须把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说个明白,可是也别忘了文艺须有具体的表现,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须使大家受感动。一个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许因为算计得太细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个受了感动的人,才会热血沸腾,舍身赴战。新文艺在民间的失败,就是人物事实思想都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通俗文艺的技巧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杂文集第十五卷》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