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文与贫

作者:老舍

从去年今日到今天这一年中,文艺界几乎没有任何热闹与活动。原因很简单:写家们闹穷,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闹穷。文协的进项,每月还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双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维持一个团体的日常开销呢!因此,会不敢开,连信也不敢发,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苟延残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会务便依然是“一夜无话”。

作家们个人呢,越穷便越想多写文章,好换点钱买米吃。可是,文章写好,稿费是那么低薄,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换不来够自己和家人吃饱的米。再加上,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楞。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怎样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员虽然也很苦,可是到底还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盐,职业的作家无此便利。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文艺恐怕也要“一夜无话”了。

“文协”与作家们的贫困虽如上述,这可是一点没有后悔抗战的意思。抗战是艰苦的,文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文人们也并未因看见发国难财的人而眼馋,想放弃清苦的生活,去过反节约的日子。文人们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饱,有个安静的地方去写作。现在,这点最低的要求还难得到,所以为他们自己,为文艺,他们都不应当缄默。写作与否虽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社会上有文艺与否却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军队现在很缺乏精神食粮,我们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当的读物。我们的盟国都需要中国的抗战文艺,以便洞悉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心理状态。文艺在今天还和战前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很简单的事。举例言之:(一)作家们可否象陪都的新闻界那样由政府给米?(二)文艺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费怎样提高?(四)对书籍版税与剧本上演税如何保障?(五)书价如何因邮费与税捐的减低而减低,以广销行?(六)怎样创办合作社,使作家们能买到廉价的文具与图书?(七)怎样建造“文艺之家”,收容无家可归的作家……问题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决的。这都须由社会上大家的关切与注意才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帮忙,一定会有很多的办法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文人们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业委员会时时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处,商讨增加稿费和其他的问题。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很公正的给予文艺家以奖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书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想出许多方法,随时的给文人们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会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对文艺团体和作家个人时时加以鼓舞和奖励。不,这些使文人们感激的办法与实惠,都似乎未能统筹全局,为根本的解决;以致文人们受了惠而仍极贫,依然写不出文章来。为今日之计,政府似乎应该把奖励与救济文人们的款项集中,把办法也统一起来,或者化零为整,能收到较大较好的效果。

头昏,不愿再写下去。我只愿再说一句: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棲,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载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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