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本刊半年来的回顾

作者:老舍

《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

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象被斩伐的大树,春来便又枝条怒发了。复活的喜悦一定大于死的悲哀,设若我们以本刊的复活作为全面抗战的象征,我们便当严肃而快活的再接再厉,死里求生,直到打败暴日的时候,我们痛定思痛的落泪;现在,我们应当活泼泼的去拚命。

在这小刊物降生的那一天,我们就没敢放心的欢舞庆祝,准知道它生在荆棘中,必须以血汗创出它的路径来。那时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凑的字体,以性质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慢慢的由一架手摇机降落下来。我们焦急,颤抖,十几昼夜,才看到它成为薄薄的一小本。我们象母亲看见自己瘦弱病丑的小儿似的看着它,明知它有许多缺陷,明知它将遇到更多的灾患,可是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无论怎说,“抗到底”这个名字是可宝贵的,只有它可表现出抗战的决心,我们也就必须百折不挠的使它活下去。

由武昌到汉口,无论在印刷上与编辑上,都有了一些进步,销路也渐次增加。可是我们知道象这样的小刊物也逃不出暴敌的威胁。暴敌的毒计深谋,便是灭绝了大中华的一切,他想毁灭了我们的城市,炸碎了我们的一切器物,破坏了我们的交通的工具。即专就一个小刊物而言,也会找不到印机,找不到发行的便利,而与城市人物同归于尽。

果然,武汉遭受了大轰炸。印刷机器必须挪开,书局必须迁避,人口必须疏散。《抗到底》呢,便也由脱期而停顿了。就这么完了吗?哪能!我们若被炸弹吓昏便是暴日的成功。对于没有炸死的,暴日是切盼着吓个半死,颤抖着跪下求饶。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神圣的抗战而言,是根本没有屈膝这一说的。被打倒了不算失败,起来再干正是英雄。长期抗战就是不怕跌倒,而是要跌下去,马上立起来,又扑过敌人去。就是这小小的刊物,既然称为“抗到底”,也须抱定这不怕跌仆的精神。所以我们到重庆来复刊。

我们不敢说在武汉这几个月,有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立场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抗战到底。明乎此,再看我们已刊行的十四期,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小刊物里既有政论,又有文艺,既有新小说,又有大鼓词。是的,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以前的十四期是这样,以后的还是这样。谁给我们写,写的是什么,全都决定于写者与文章是否在爱国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为团结而呼吁,为加强抗战能力而发言。

我们认票不认人,而我们的票更是精诚团结,抗战建国。

因为上述的理由,所以我们自第四、五期以后,略为偏重通俗文艺。不,偏重还有语病。应当说由事实的演变,自然而然的走向此路来。我们的立场既是协力同心打日本鬼子,我们当然便顾及宣传的普遍性。政论及其理论是我们欢迎的,可是我们万不能因维持文章的水准,而忽略了士兵与老百姓。我们不但为他们写,还去找他们写稿子。我们不但要向他们宣传,也愿他们有机会说话。于是,一方面我们给他们写通俗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到难民区及伤兵医院等处去拉稿子。这样,我们交了许多军队中与难民收容所中的朋友;他们既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撰稿员。我们与他们交换了意见与文字,自然我们不再舍弃他们,而且渐渐的感到,即使这小刊物完全刊载通俗文字也未为过分,虽然我们实际上并未这么办。不论如何吧,我们带出了偏重通俗文艺的趋向来。我们决不后悔这个演变,因为我们晓得别种刊物既能充分的供给高深的文字,我们就不妨多发表一些通俗的。军与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大概没人反对,那么我们以俗易雅,或者也不能算走错了方向。

方向既定,我们开始设法向军队与乡间推销。对军队,还有些办法,因为军队既有组织,找到军部成长官便可以交涉。乡间可困难多了,书局不代往乡间发行,我们又无从亲自去赠送或推销,简直想不出主意。我们希望能将刊过的通俗文字汇编起来,另印小册,送到军队与民间去。自然我们没有够用的金钱去实现这理想,我们只希望有钱的人能帮忙,使我们如愿以偿。一首歌能使战士忘了疲劳,一出戏能使受伤的将士再赴前线。我们深信文艺的力量并不小于枪炮,因为我们曾亲自试验过,曾与军士和老百姓有过文字之缘的。

在复刊后,用不着说,我们的立场还是照旧,我们收稿的态度还是严肃而公开,我们最大的努力处还是在通俗文艺上!并且愿得到帮助,把这种文字送到军民与百姓的眼前。最后,我们希望在复刊后,能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导,使《抗到底》的文字真能作抗战到底的精神与力量的发动与发挥者。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抗到底》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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