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作者:老舍

先由我们无准备的人来放一炮,接着再由看过了,看够了三年来的抗战文艺作品的诸位先生来报告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的实在情形。

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无论那一部门的作家都显出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期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不过,作家虽对抗战更加关心,可是对于战争中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我们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这是一大遗憾!谈到新现实便无法不谈到新内容,那么,我们既还不能充分的了解抗战中种种事实,作品的内容自然显出贫血现象——题材不丰,在一题材之下写得不充实。

关于新风格,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辩论虽尚未完,但各种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试验。有些诗,显然看得出保留传统的美的观念与形式。小说间亦有用章回体者,而与武汉时代者不同。戏剧在武汉时代几乎只有个空架子,现在至少舞台上已不再用文明戏式的话语,而多采用带有感情的民间语言;布景亦不只采用上海的洋派头的东西,而改为纯粹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事物。这些,据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不过,风格形式正与内容一样,试验的方面还嫌太少。我们要多多试验,造起文艺之林来,给明日的文艺留下活泼有生气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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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争辩,一年以来我始终未表示过个人的意见,现在乘大家检讨一九四○年的文艺上的新倾向的时候,总结一下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一年间争论得最多的,也是最热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在武汉时候我最初写通俗文艺,完全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当时抗战爆发不久,热情煽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战争中的全面的复杂的现实都不大理解,也没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仅我个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旧瓶装新酒就在这时候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只是感到运用形式的困难,关于处理内容可说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有这样一种感觉,旧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学得象,就能有用处,也就是作家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当时的衷心之感。后来慢慢的把握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装进适当的内容去,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于是发生了困难。也由于作家的生活逐渐深入于战争,发现抗战的面貌并不象原先所理解那样简单,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先前的诱惑变成了痛苦。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装不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所以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但所要声明的,我这否定并不是怕别人骂我写旧形式,而是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

总之,文学上的新形式,新风格,还正在创造的路上。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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