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新生》简评

作者:老舍

这篇作品的文字简洁可喜!

这恐怕并不是只图文字简洁的结果。我猜想,作者大概是把内容、结构,以及情调等等都想过多少回,而后决定用这样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表里一致,相得益彰。是的,文字本该随着内容、结构,与情调等而有所变化,不应老是“一道汤”。一个作家的文字应有独特的风格。这可还不够。他还须善于变化。他若是写悲剧与写喜剧同出一辙,不加变化,他的作品将会因文字的凝滞而受到损失。内容不许千篇一律,文字也要配合上来,悲则沉抑,喜则活泼,始见匠心。这篇作品的文字的可喜,正是因为作者下了功夫,使内容与文字恰好相称,骨肉停匀。

故事发生在山区里:孕妇难产,左邻右舍和远道而来的“姑娘大夫”,都热情地来帮忙,终于化险为夷,大小平安,山风儿吹送着胖孩子的啼声。篇中的人物都说话不多,有的始终一语不发。简洁的文字恰好表现了山区人民的坚毅寡言。在此,缄默发生了艺术效果。看,那个半夜里背负着“姑娘大夫”趟过河来的小伙子是多么热情助人,多么健壮而又柔和呀。他没说什么话。“姑娘大夫”事后才知道,他是复员军人。他的多作少说正好表现了军人的高尚品质,见义勇为,不虚张声势。

这或者就叫作含蓄吧?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必须讲究含蓄。那位复员军人若是(即使由作者代言)拉不断扯不断地自报家门,怎样立过功,得过什么奖章,小说必会冗长无力,而且会损害了复员军人的形象。作者林斤澜同志在创作上有了进步,知道了以少胜多,给读者留下些寻味的余地来。由文艺享受上说,填鸭子的办法恐怕不尽合适。

我有这个感觉:这篇作品好像是一幅我们的传统山水画:有九岭十八弯,有大河,有杏林村舍。只在最合适的地方,勾出几个人物,轻描淡写,甚至连眉眼都不大分明。可是,静中有动,他们都在作着些救急扶危的事情,心中火热,话不多说。他们不多说,作者也不替他们多说。这种毫不夸张的描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干吗去夸张呢,这些人物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是以社会主义的作风管领着山川,改造着世界,帮助别人与关切别人是理之当然,成为风尚了啊!于是,尽管读完了而不记得人物的模样服装,可是忘不了这整幅图画!在这不多施彩色的山水之间,拂动着像三月的和风似的新风气,社会主义的社会风气。假若这正是作者的企图,我们应当祝贺他的成功!

我们也看得出,林斤澜同志必是深入了山区,热爱山中的一草一木,热爱那里的朴质真挚的父老兄弟,跟他们在一起劳动,诚心向他们学习。他大概是不肯突出地描写某一个人物,因为他爱山区的整体。于是,他就写出这么一篇近似报道的小说。他之所以这么写,也许不由他决定,而决定于山区的景色,与那些可爱的人物。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越深入群众,连文艺形式也会越丰富,更不用说思想与感情了。新人新事往往要求作家创造新的形式,旧框子不尽适于装上新画片。这并非说,《新生》这篇作品的形式是崭新的,完美无缺的,应当推广的,而是说我们应当有个精神准备:不要完全从旧日的名著里学习形式的运用,而须深入生活,大胆创造。内容决定形式。山区人民的刚毅而沉默,就使作者控制住笔墨,力求含蓄,有意地不事夸张而尽到颂扬新社会风气的责任。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假若作者安居城市,不肯下乡,不管他如何富于想像,他也画不出一幅新的山水画来。远远地望着青山,只能杜撰一个山村故事,而且必会大红大绿地尽力涂抹,以掩饰自己的生活贫乏——这不会成为好作品!假若作者已经深入生活,有所收获,而不敢大胆创造,也会感到苦痛:他到旧书堆里去找个合适的框框,以便循规蹈矩,有板有眼,像个样子。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框子,大为懊恼。本来嘛,他所要写的是前人所未见到过的,怎能找到合适的样本呢!放胆创造才能解决问题!有些青年作家,我知道,越多读古典作品,越不敢动笔,唯恐渎亵了创作的金科玉律。事实上,有生活,敢创造,才是金科玉律!

这可不是说,林斤澜同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形式。我猜想得到,有人会觉得《新生》里塑造人物的方法不大好。我的主要的意思是:希望他和所有的年轻力壮的作家都该热情地、长期地在劳动人民当中扎下根,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深入生活,大胆创造。这样,他们必能放出更多的文艺鲜花,色香俱美,争奇斗艳!创作的雄心不表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定下写几部《红楼梦》的计划,而表现在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劳动与斗争的经验丰富了,胆子壮起来,才会创作结结实实的作品,即使一时写不出《红楼梦》,能够多写出一些美好的短篇小说也是了不起的事!

载一九六○年十二月《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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