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作者:老舍

繁荣创作是本会最主要的任务,提高作品质量又是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愿对此二者提出些意见,请代表们指正。

一国,一个地区,文艺作品的生产是很难得平衡的。有时候,小说增产,而剧本闹稿荒;有时候,武戏多了些,而文戏不够用……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文艺各种形式的一致繁荣是人民的要求,也就应是我们的愿望。在群众里,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看话剧,有的喜看小人书……爱好不同,要求各异。我们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创作的繁荣是一方面须产生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是要百花开放——既有优秀的小说,也有优秀的相声等等。一部《林海雪原》的出现是一件喜事,一出《十五贯》的出现也是一件喜事。光有好小说,没有好戏曲节目,便是个不小的缺欠。

有些文艺爱好者似乎以为文学只包括小说、话剧,与诗歌,而戏曲与曲艺等等不在其内,或虽在其内,而是第二等货色。因此,从事研究、整理,与创作戏曲和曲艺的人就较比少,也就难怪直到今天,传统剧目中的一些不通的词句还未能全数改正,多少瑜瑕互见而不失为值得保留的节目还未能得到精细的加工,不少的剧团及演员苦于没有新节目可演。我们的曲艺节目也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我们似乎应当改一改这个对文艺的狭隘看法。

不错,从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来看,我们的确只见到小说,戏剧,与诗歌。可是,这只是因为西方没有戏曲和曲艺这些形式。我们不应因彼之所无,便轻视己之所有。我们全国有四百来个剧种,应引以自豪!我们有责任使这么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的戏曲遗产发出更多的光采来!以言曲艺,西方虽也有所谓杂耍者,但主要是由一些歌、舞片段,和杂技组成的,其文学价值远不及我们曲艺中的说唱节目。在戏曲与曲艺之外,我们还有些文学形式,也是西方所没有的,也不应因为别人没有,便自己也不认账。在解放后,我们搜集、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又发现了不少前所未曾见过的形式。这样,专从文学形式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自豪地说:这才真是“乱蕊稠花”,丰富多采!因此,我们不该把文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小,缩短了文艺战线。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小说,话剧,与诗歌。绝对不是!这是说,我们的文艺事业的繁荣,有赖于大家分路进军,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群众切盼读到好的小说,也切盼听到好的相声。这是事实。我们不应对人民所需要的任何健康的形式采取冷淡的态度。文艺的繁荣是对百花齐放而言,与孤芳独赏大不相同。

这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话剧等已经生产过剩,而且每一部都是杰作,所以应当匀出些工夫,照顾照顾戏曲等等。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切盼小说家与剧作家多加把力,多写出些优秀的作品来。这更不是说,我们都去抓戏曲与曲艺的传统节目,只要老的,不要新的。不是这样。事实上,近二年来,不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与曲艺,在现代题材上,似乎不及从前那样活跃。不错,从前用戏曲形式表演现代题材,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从前写过的现代题材的曲艺段子往往失之粗糙,不大受听众的欢迎。可是,那究竟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与学习,似乎不该因有缺点就永不再弹此调。挖掘传统节目是要事,创作新的节目也一点不该放松。繁荣的道路须用两条腿去走。这就清楚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小说、话剧要有人去写,戏曲、曲艺也该有人去写。“清一色”或“缺一门”都有碍创作的繁荣。

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下,我们义不容辞,应当更好地为农村服务。我们也必须运用文艺的各种形式去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文化较高的农村青年若是需要诗歌、剧本、小说等等,岁数大一些的也许更喜爱戏曲与曲艺,不识字的喜欢听,识些字的喜欢阅读——阅读“唱本儿”已有很久的传统。全国的话剧院与话剧团不算很多,不够普遍送戏上门、巡回农村的。这就不能不求助于戏曲、曲艺,与电影了。但是,特为农村创制的戏曲,曲艺与电影有多少呢?大概不多。不错,许多为城市人民所喜爱的节目,或者也是农民所喜爱的;可是从教育五亿农民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来说,理应有一些专为农民创作的节目。文娱节目不应专管消遣,不管宣传教育。农民也许与城市人民同样地爱看《二进宫》,但是《二进宫》与农民的问题丝毫无关。《二进宫》可以唱,《李双双》绝对不可少!《红岩》受到普遍的欢迎,可是相声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为满足文化水平不都一边高的农民的需要,形式“百花齐放”是必不可忽略的。写小说与话剧的应当深入农村,写曲艺与戏曲的也非例外。

几年前,有些作者反对通俗文艺。他们认为通俗文艺是低级的,有碍于提高的。事实上,从文字技巧上说,他们若去学一学那所谓低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许对他们自己的提高正有所帮助,因为通俗文艺的语言既须雅俗共赏,又须深入浅出,正是他们还未能掌握的。创作能力的提高是有赖于多方面学习,多方面积累经验的。从思想上说,他们总是愿意写出带有洋味儿的作品,自居高明,不愿考虑广大群众的要求。要知道,广大群众是有眼睛的,并不盲目地接受粗制滥造的作品,而一段好相声或鼓词的写成也是要呕尽心血的。

从解放到今天,北京市培养出一些位曲艺作家,但并不够用。在戏曲方面,我们培养出几位导演,和给旧节目加工的执笔者。戏曲创作者为数不多。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戏曲新节目往往不是由各地方剧种移植过来的,便是由话剧改编的,创作较少。移植与改编都不足为病。以京剧来说,它向来就长于吸收与移植,并且供给别的剧种以值得移植过去的剧目。不过,只有创作,才能真的提高戏曲的语言,放胆运用戏曲技巧,作各种新的尝试。好的老节目值得整理、加工。但是,老节目毕竟是老节目,很不容易经过加工而表里皆新,脱胎换骨。新的创作是新的生命,通体皆新,别开生面。达种全新的作品容或有新的缺点,可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辩论,提出问题。近二年来,有几位北京市的诗人与小说家自愿地到戏曲与曲艺团社里去工作,这是新事,也是好事。我想,他们不至于因学习戏曲或曲艺便忘了怎样写诗与小说。相反地,他们可能不但写出好的戏曲或曲艺节目,而且因此也提高了写诗与小说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青年文学爱好者应当一开笔就写相声或京剧,而不可写小说;也不是说,诗人与小说家全马上改行,去写评剧或山东快书。一个人进行创作总和他个人的生活、知识、兴趣有密切关系,无可勉强,更不许强迫。我只是说,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作家,能够把文学范围看宽一些,把人民的需要看全面一些,使文学各部门都繁荣起来,一定是有益处的。诗人杜甫与戏曲家关汉卿的贡献都足以照耀千古,光芒万丈。有的人,条件俱备,立志下十年或二十年的工夫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就不该去打扰他,请他改编《四郎探母》,或创编“五郎探母”。可是,假若他愿意,抽出点时间,动一动《四郎探母》,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处。我只是不希望他说:小说是最高贵的,而戏曲不值一文。

在清代末年,多少多少北京人,特别是满族人,写出了大量的曲艺节目,并且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评书艺人。因为写了那么多的曲艺段子,所以才经过淘汰,还有不少节目保留到今天,而今天的评书演员所评讲的史话也是经过多年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些人的劳动并没有白费,他们丰富了当时和今天的文娱节目。今天,曲艺已被称为文艺的尖兵,迫切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段子。由北京曲艺演员的努力,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形式——曲剧。这个新剧种很受北京市民的欢迎。曲剧所需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不低于话剧与新歌剧,在文字上则更为难写,因为组成曲剧的曲牌子有一定的格式。我们没有理由轻看新歌剧的创作,正如没有理由轻看曲剧的创作。若从文字上来说,习写曲剧也许更多一些好处,因为曲牌子格式的限制较严,也就更费力一些。学习格律较严的形式至少是提高语言的一道。

几十年来,京剧名演员往往与文人、画家、音乐家为友,经常来往。那些位文人帮助四大名旦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这样,四大名旦的表演风格不同,剧目也有所不同。我看这个办法不错。今天文艺界的团结是空前未有的,可是在剧目的创作上,相互帮助显然不够。我自己常遇到这样的事:在开会的时候与某某演员相值,握手之后,演员亲切地要求:给我们写个剧本吧!这样相遇之后,也许好几个月不再谋面。剧本呢,当然全无着落。反之,我们若是常常见面,常常相聚谈天,或者谈着谈着就会谈出个题目来,而后越谈越具体,演员的舞台经验与作家的文笔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一出好戏。这样的作品不是由作家独自赶制出来的,也不是由演员找些水词儿凑出来的,而是经过双方仔细讨论,从容不迫地写成的,既有文笔,又有舞台技巧。这样合作还有个好处,就是作家与演员相处日深,摸清楚彼此的长处,从而运用这些长处,故能文笔与演技相得益彰。马派戏有马派戏的写法,荀派戏有荀派戏的写法,不是吗?可是,设若每半年才会面一次,是不会彼此摸着底的。近来,戏曲界拜师收徒之风甚盛,老手肯教,青年愿学,值得庆贺。为了作家与演员的密切合作,创作剧本,我们似乎也应当拜友。这倒不必取一定的仪式,大家分头交往就行了。

说到这里,恐怕各位代表已经有些厌烦,而且可能误会我是偏爱戏曲与曲艺的,要把个人所好强加于人。不,不是那样。我只不过是借戏曲与曲艺为例,说明如何使文艺全面繁荣,并不强行推销什么,也不排斥什么。让咱们放下戏曲等等,说说儿童文学吧。全中国,全北京,有多少儿童,暂且不提。大概我们每家都有孩子,而孩子都要唱点什么,看点什么,听点什么,读点什么吧?我们亲眼得见,孩子们找不到足够的读物,便硬搬起《三国志演义》或《水浒转》瞎念,遇见生字便跳过去,自幼儿养成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不能不算个重大的问题!全北京有多少位儿童文学作家呢?很少!儿童需要多少读物呢?很多!

我曾接到过一位中学和一位小学教师的信,问我:终日和孩子们打交道,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怎样才能够写出小说与话剧呢?我的回答是:您了解儿童,为什么不给儿童写些故事呢?工农兵也有孩子,孩子都迫切需要一些好故事。孩子是国家的宝贝!

各位代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教师不是也把文学范围看得非常狭隘、以至忘了近水楼台,而想去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么?据我看,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当是青少年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强大的支援力量。我们切盼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试写一些作品,功德非浅!

各位代表,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创作题材可并不一定取自北京。只要写的好,写哪里的事都可以。不过,我有个建议:咱们都多看看北京。北京是我们的首都,也是举世注目的名城。我们有责任认识这座名城,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它。看的多且深了,能够写出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巨制,固然很好,即使未能深入,多看看也还可以写出些散文与诗歌。北京有新兴的工业,也有驰誉全世、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北京的农业也丰富多采,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还生产翠绿王瓜的菜圃,还有善产芍葯、玫瑰的花农与出产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园。北京有不少有名的农村人民公社。北京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园林,并且有新建的池塘水库。北京是文化之城,学校多,艺术团体多,琴棋书画,万紫千红。只要我们多去看看,说不定这里或那里就吸引住我们,乐意安顿下来,进行创作。

还有,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所以它有不少在昔年、在别处无从见到的事体。许多全国性的会议、展览、竞赛,在北京举行,都值得我们好好写些短文或诗章。

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应放弃写工农兵的重大任务,而专去写些风花雪月。这是说,为写重大题材,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取得表达的能力,写人就能写人,写花就能写花。我们应当时刻不忘去写重大题材,同时也时刻不忘去积累知识,锻炼表达能力。想写大作品不见得就能写出来,抓紧机会去写些短文是真工夫,这些真工夫会使我们实现那远大的愿望。老想写而老不拿笔,眼前便总是那张白纸。抓住机会就写,纸上就有了黑字,便是成绩。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幸福,北京有多少东西可看可写呀!是呀,北京的各行各业里还有多少值得我们歌颂的先进人物啊!

在前面,我们谈到一点现代题材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是现代人,理当写现代题材的作品,责无旁贷,不等待谁来要求。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可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现代题材。我们有责任描绘今天的英雄人物,启迪来者。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代,切盼我们的伟大事业一脉相传,一代胜似一代。我们作的是前无古人的新事,必须交代给后人,以便以新的启发更新的,使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万古长寿!

我们不应该怕写现代题材。新人新事就在我们的目前。我们能说对眼前的事物比对秦朝的或汉朝的更生疏吗?那说不通。写历史题材,须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大概比现代题材更难写。也许有人说,新中国一切皆新,史无前例,所以十分难写。我看也不尽然。《红楼梦》写的是那一时期的现代题材,以言内容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言形式,在它之前并没有一部“老红楼梦”可供参考。可是,《红楼梦》还是写出来了,而且是那么伟大!

建国十三年来,的确写出不少现代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很出色的小说与剧本。这证明我们已经闯过了难关。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当然,这些作品中也有不很精采的,这也不足为怪,更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我自己就写出过很不像样子的东西。难道我就该因此而“退学”么?我知道,失败一次就长不少经验,创作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事。哪一时代都有失败的作品,并非我们特有的困难。

失败有许多原因,主要的一个是以不知为知。我自己就犯过这个毛病。去了解一些情况较比容易,认识人很难。我往往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开始动笔,热情可嘉,但易失败。没有人物的故事只能是一段新闻。我们下乡下厂,访问了许多人,了解了不少的事,可是一动笔写,就不知怎么办了。毛病就在“访问”上。专凭访问,无从真认识工人、农民,或任何人。专凭访问,我们只能明白点某人在某件事中干了什么,无从知其全貌。这样,人物便无从站立起来。专凭访问,我们便偏重把事情编成一串儿,而人物只是来当当差。这样,事控制了人,人便是几个影子而已。我们可以这么说:专凭访问,不易创造出人物来。我们必须与人物成为知已。除非我们真认识了人,我们就难免以不知为知。我们怕写现代题材主要是因为写不出人来。这是关键所在,必须从此下手解决。去多认识人,“三教九流”广泛接触,不要老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转。字认识多了,读书方便;人认识多了,创作方便。另外,我们必须有几个真朋友,或工或农或战士。在我写《骆驼祥子》之前,我只听到一位朋友说,有一位很好的车夫三次买车,三次丢车,生活难以改善。这就够了。我生在寒家,我们的亲戚明友中就有好几位是车夫。因此,为写那部小说,我无须去访问他们;我早就认识他们,他们一向与我家有无相通,休戚相关。

梅阡同志把“祥子”改编成话剧。在话剧中,他把小说中对人力车怎么拉,车夫怎么练腿,怎么跑等等细节全都删去,而开门见山,便写人与人的冲突。他作的对。若是第一幕光写车夫练腿,第二幕只有几位车夫拉着车在台上跑来跑去,准保到第三幕,观众就全走光了。这说明,观众要看人与人之间冲突与斗争,不要看二人默默地拉大锯,或一个人站桩练气功。戏总是戏,不因为写现代题材而不要艺术的抉择与洗炼。我们都热爱社会主义,看见一座新式的货栈或机械化的木材厂都很兴奋,愿意介绍给大家。这用意很好。不过,报导并不是戏剧。什么题材宜于报导,什么题材适于写戏,我们必须详加考虑。在舞台上介绍生产过程或说明技术问题是不易引人入胜的。我们必须创造人物。

同志们,不要轻看我们的成绩。建国十三年来,我们写出多少剧本、小说,与诗歌呀!我手下没有统计数字,假若有的话,那个数字必是惊人的。在这些作品中,很多是写现代题材的,而且有不少代秀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已译为外文,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这些作品是一种新的香花,从社会主义土地生长出来,吐着新中国人民手创的工厂与田园的香气,放出我们大好山河的革命光彩。我们应当鼓足干劲,继续创作,使这新的香花更香更美。

载一九六三年《北京文艺》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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