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作者:老舍

在这里,我愿就近来我自己学习写剧本的经验,和阅读抗美援朝的剧本的心得,说几句话,说对了的,请诸位代表作参考,不对的,请指教批评。让我分条来说;虽然哪条在先,哪条在后,是随便排列,无关紧要的。

第一,我们先说“赶任务”这个问题吧。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的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前者是以为文艺工作者不应当赶任务,后者是说明即使去赶,也必然赶不好。

“赶任务”里边的甘苦,我想谁也不能像文工团的工作同志们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所以我愿意在诸位代表面前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以为各地文工团过去的良好成绩是与“赶任务”大有关系的。假若各文工团的创作者向来从从容容,不肯去赶任务,恐怕他们的表现就要减少很多了吧?唯其他们有及时创作的热情与魄力,所以才能迎上前去,把该宣传的创作出来,及时的教育了人民。这样,就肯定了各地文工团的成绩与光荣。有了成绩,也就渐渐地提高了创作上的成就与信心,这是一定的;文艺工作也和别种工作一样,不是越多学习、多练习,才越有把握么?

我自己虽不在文工团里工作,可是我也赶任务。我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怎么能预先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要修建龙须沟呢?龙须沟动了工,我才赶上前去。这还不是赶任务么?

对这一问题,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

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

更须注意的,当我们一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抱定能胜利成功的信心,而不要皱上眉,先叹一口气。世界上有一些文艺名著是赶写出来的。我知道,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好。赶写并不与粗制滥造同一意义。我们须定个赶任务的公约:我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受任务,而且立志要把它写好!我们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与深入新事体的敏感,我们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

第二,我们要鄙视好莱坞与百老汇的俗套子。创作剧本,须求形式上的完整。但形式的完整便不等于把新内容放在一个老模子里,照样的磕出一个完整而没有生气的泥人儿来。好莱坞与百老汇常常玩这种磕泥人儿的把戏,为是赚钱,我们却不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天都有千万样新事体出现;我们的写作素材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好莱坞与百老汇的已经陈腐的俗套子,来表现我们的新事体呢?我们要放胆地去创作,就是形式稍有缺陷,也比袭用那写俗套滥调强的多。我们现在是抬起了头来的中国人,我们就应当热情的、严肃的去写我们的新人物新事体,而且绝对不向好莱坞偷取艺术形式。

我看见过一出小戏,内容是讲大家怎样热烈的参军。参军是光荣的事,可是,此剧中的主角,很早就报了名,却一声不出,以致大家都猜疑他是否有爱国心。直到戏快完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报名,而且被批准。你看,这是何苦呢?这是中了好莱坞的毒,以为不这么“跌宕曲折”就不算个戏,这是故意耍弄技巧,虽然因此而损害了对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的正面描写,也在所不惜。结果呢,观众绕了许多弯子才只看见了英雄形象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全部面貌已被勾心斗角的结构给埋起去了啊。细细合计起来,这种“牺牲”实在太不上算!我们不反对运用技巧,但是因重视技巧而离开正面描写新人物新事体,或者竟自使人物的性格屈就技巧,使他成为别别扭扭莫明其妙的人,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里,每天都有新英雄出现。我们创作者的任务是正面的描画,表扬这些英雄,而不是使英雄们变成剧本结构与技巧的附属品。

我还看过一出小歌剧,内容是一位战斗英雄回家,看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丈夫从军去的几年内,在乡间也成了模范人物。按道理说,这该是多么欢快的、热情的一出戏呢!夫妻见面后,各道几年来奋斗的成绩,该有多少戏可作呢!可是,我们的剧作者,却不使夫妻相会时热烈的拥抱,而使那位英雄忽然想起去戏弄他的爱人,说他自己是开小差回来的,故意使她落了泪。这不近人情!我们的剧作者大概是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见技巧的高明,而事实上,这点技巧是充分地说明了他怎样的庸俗,无聊。这是一出新桑园会,我们的英雄竟自因戏剧技巧的摆弄而变成了秋胡!

从上面举出的这两个例子,我们看清楚:今天在我们之中,还有人以为戏剧创作只是耍耍技巧,只要套好了一个旧套子便算完成了任务。这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今天的戏剧是要面向着新人物新事体,作堂堂正正的描画与表扬;好莱坞与秋胡戏妻的路子是钻牛犄角的路子,也会使戏剧变成空洞的格式、套数,没有灵魂的东西。

我自己写戏,本是半路出家。我的最大缺点是不懂舞台上的技巧。可是,这也有好处,就是我不为技巧所左右,技巧没有变成我的指挥。今天,我很愿意去学习舞台技巧,但是我也留着神,一定不以技巧作写戏的出发点,一定不要把堂堂正正的人物与事体放在弯弯曲曲的牛犄角里去受罪。

第三,内容也不要套套子。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创作是有些落在社会发展的后边。社会前进的太快,我们的心与手太慢。我们因为赶不上社会的突飞猛进,于是就抱残守缺地写几年前的旧事,或者把别人写过的东西改头换面再写一回。这态度不好!在今天,假若我们还写解放初期的二流子改造,我们自己就成了“三流子”!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我们不是马上发现,全国各处的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学校里、商店里、家庭里都有新人新事的出现么?我们为什么一定抱着二流子不撒手呢?不错,社会的确走得太快了;可是,我们却不能以此原谅自己。我们也应当赶上前去。萧伯纳说过,当创作力衰弱的时候,才想写历史剧。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句话。但是我们必须立志不叫我们的笔落在社会后边。能及时的歌颂表扬我们的新人新事正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当老坐在屋里阅读老解放区的作品,以便摹仿,而应当到门外去找那新的、活生生的资料。

第四,我们也要精打细算的创作。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现阶段中,要求我们无论作什么都必须精打细算。我想,我们创作剧本的人也不应该是例外。在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总愿意少用人,少用景,好在演出的时候省些人力财力。我知道我不应当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但是,我也知道,力求精简,也不是不能写出好戏来,那么我们的艺术上的成功就和我们的爱国心结系到一处了,岂不是两全其美么。我看见过这样的戏:服装、道具、布景,都很讲究,可是戏很不好。我也看见过没有什么布景、道具,而能很感动人的戏。用不着细说,在我们今日的经济条件下,后一类的戏一定是更可取的,因为它不单收到戏剧的效果,而且节省了小米。

我想,当文工团彼此交流经验,作观摩演出的时候,很可能的会发出偏差,就是小的、物质条件差一些的文工团会羡慕大的、物质条件好一些的文工团的舞台上的布置,而想去摹仿。不错,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注意到灯光、道具、服装、布景等等,不能算是错误。可是,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就须打打算盘,不许浪费。我们都知道,当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他的戏虽是按照那时代的简陋舞台条件演出的,可是也并没妨碍了他的伟大。我们应当注意灯光布景等等,但不可以专以它们见胜,像彩头班子那样耍弄机关布景似的。假若一位剧作者,在计划着创作的时候,很得意的告诉我们:“等看看吧,我的戏有十五个景,用七十多个角色,伟大的很!”我们便须告诉他:“假若你能用两个景、十个角色,也许更见本事,更伟大!”

是的,将来我们的经济gāo cháo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堂皇富丽的戏剧在全国各地出现,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便须想到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教我们的剧本简练、结实,而且省钱。

第五,在我的《方珍珠》与《龙须沟》两剧中,前半都是描写解放前的光景,所以都不免暗淡凄惨。即使是这样,我可也留着神,不叫舞台上太可怕,太丑恶。今天,因为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和镇压反革命,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控诉的戏。这些戏里往往强调了回忆日本兽兵怎样屠杀我们,和反革命分子如何姦婬杀掠,弄得满台上鲜血淋漓,悲惨嚎叫,我以为,我们应当收敛一些,别太夸张敌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们似乎应当一方面适可而止地描写敌人的残暴,另一方面也应写出我们的坚决抵抗,不屈不挠的事实与精神来。若是一味具体的表现敌人屠杀,我们岂不成了一群牛羊了么?控诉戏的目的在激起观众的悲愤,然后化悲愤为力量,去反抗,去消灭敌人。若只夸张敌人的兽行,造成恐怖,恐怕就要发生相反的效果,使观众怕而不愤了。

同样的,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的眼泪未免太方便,动不动的就哭起来,我们的膝盖也太软,敌人一抬手,我们就跪下。哭,不见得准能感动人,而很容易把我们形容成软弱无能;跪,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是抬起了头来的人,我们必须多描写我们的沉毅刚强,不随便的哭,跪。即使是以控诉为主的文艺作品,也须如此。哭叫、屈膝,即使用得适当,也有丑化了我们的人民的危险。

第六,也是最后的一段,我想谈谈剧本中运用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剧本中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话往往表现了剧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现剧中人的思想。剧作者的思想是要宣传抗美援朝,或镇压反革命,他就叫剧中人三转两转喊叫出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特务分子。这样,剧中人就变成了剧作者的麦克风,而剧中的语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动人。我们必须作到,剧中的对话是情节所致,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从外边飞来的。

因为剧作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写的一点,所以他往往以为戏剧是很方便的东西,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可以使一个剧中人说出许多不相关的事来。这是个错误。一本剧必须有它的主要事实与一定的宣传目的,它不能包罗万象,一下子把今天所要宣传的都说干净。我们要抱定一点去说,不许东拉西扯。不乱扯,我们才能依照着情节与人物的发展写出掏心窝子的话来。也只有掏心窝子的话才足以打动人。

语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对了地方,一个普通字,便能使人愤怒、激动;用的不对,尽管用上“怒吼吧”,“愤怒的葡萄”,或“愤怒的火焰”,台下还是毫不动心。我们要运用语言,而不教语言控制着我们。语言的好坏不决定于用上“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众的愤怒的火焰,我们应当鄙视“愤怒的语言”这类的不通俗的词汇,而不应当崇拜它们。假若有人认为作品的文艺性全仗着“愤怒的火焰”来支持,那便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我们为描写工农兵,所以往往采用许多工厂、农村和部队中的术语。这个办法,据我看,也须再斟酌一下。我们若用术语,必是因为剧中的情节与术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不是借术语来夸示我们的对工厂、农村、与部队的知识。术语并不是一般观众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东西来夸示我们的知识,就等于庸医用阴阳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骗病人一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倒是能不用术语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们也该设法使听众能够懂。我知道一些艺人们的“坎儿”,可是在我写“方珍珠”的时候,我就尽力避免利用它们,怕听众不懂。用了它们,本来是为增强气氛,不过,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写另一个剧本,其中需要一件贵重的医疗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医生。他说开刀时用的吸血器很贵重。“吸血器”不算一个很难懂的名词,但是我到底觉得它不好听,不顶通俗。我决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个病名,一位医生给我写了半天,才告诉我肺出血最合适。可是,我觉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为“肺出了血”。

有人夸奖我,说我的对话写得相当的好。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在运用语言上用过一番功夫。我不教术语来帮助我,而是谨慎选择地由我调动它们。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医生,看成为咱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开葯方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活的语言来,而不抱着医学大词典去写对话。

以上所提出来的六条,美其名或者也可以叫作经验之谈吧。不过,拿到文工团工作者的面前来说,不免有点班门弄斧了。请诸位指正!

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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