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论悲剧

作者:老舍

近二、三年来,我们的讽刺剧的运气比悲剧的好一些。苏联曾供给了我们一些讽刺剧的理论和作品实例,我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讽刺剧。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是喜爱讽刺剧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爱它:有的呢是因为讽刺的对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心中难免不大舒服;有的呢虽然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讽刺的对象是他的同行,为了同行的义气,他不能不声明:在我们这一行里,没有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样的事;还有的呢以为讽刺就是暴露,积极性不够,所以讽刺剧,甚至于连相声,都该取缔,不准再浪费笔墨。

不管怎样吧,我们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它的运气总算不错,即不在话下。

至于悲剧呢,可真有点可悲。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以不可以写。

是不是悲剧还可以照老套子去写,不用讨论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剧总是表现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可逃脱。我们今天已不相信这套宿命论,自然也不会照着这个老调儿去创作悲剧。后代的悲剧主要地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

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我看也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虽然还有悲剧,可是人民已经不喜欢看苦戏,所以我们就无须供应呢?也不是。我们天天有不少人到戏园去,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掉些眼泪。是不是人民只爱为古人落泪,而不喜为今人落泪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演出过新悲剧。《雷雨》很叫座儿,但它已二十多岁了。

不错,我们的确写出了《刘胡兰》、《董存瑞》等传品,可是,用传统的悲剧定义来看,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剧。这些作品是歌颂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荣,虽然牺牲了性命,而流芳千古,不是悲剧。假若这些作品也该算作悲剧,悲剧的范围即当扩大。我们也没讨论过。

上述的“传统”是西洋的传统。我们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可是,这一格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民间戏曲里,有不少出戏是一开头很像悲剧,可是到末尾总来一个大团圆。是不是这种先悲后喜的戏应当算作我们的悲剧程式呢?这也没有讨论过。

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

我并不想提倡悲剧,它用不着我来提倡。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因此,它虽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却因看不见它而有些不安。是的,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难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

我们反对过无冲突论。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去写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悲剧。是不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不够彻底,因而在创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呢?假若这是真情,那么,谁叫我们采取了那个态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样的事——一个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致激起民愤,闹出乱子,写成悲剧呢?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干部不关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写成悲剧呢?

我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去写悲剧,以使聊备一格,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剧的确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现在要写一部关于干部不关心子女的悲剧,我的动机是热爱我们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干部怎样尽到作父母的责任。我取用悲剧形式是为加强说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既不是攻击干部,也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反之,我是要热诚地保卫我们的第二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鉴于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悲剧的冷淡,我怀疑我的愿望能否实现。

也许有人说:民主生活越多,悲剧就越少,悲剧本身不久即将死亡,何须多事讨论!对,也许是这样。不过,不幸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社会里而仍然发生了悲剧,那岂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写,使大家受到教育吗?

这几天,毛主席教训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我们作家都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可是,是不是就有人会说:描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用悲剧形式,因为虽然悲剧中不一定把人物写死,可是究竟有些“赶尽杀绝”的味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一时想不清楚这些问题,所以诚心地请求大家指教!

载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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