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热爱今天

作者:老舍

十年来,从题材上看,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似乎较多于反映目前的革命现实的。多到什么程度,我没有统计过。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未必符合事实。

我不但喜读描写近代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很爱阅读描绘前代的历史小说,爱看历史话剧。我特别喜爱传记文学。可惜,除了郭沫若同志与田汉同志的历史话剧而外,实在不易看到更多的这类作品。至于历史小说与新创作的前人传记似乎就更少。我并不因此而倡议大家赶紧去写历史小说、历史剧与传记。我是为说明我绝对不轻视以革命历史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也偏重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戏剧与小说。

这样交代一下,就容易往下谈了,不至于发生误会。是的,有不少朋友鼓舞我,叫我写一篇根据我十年来的写作经验,谈一谈如何反映目前的社会现实的问题。我若不交代清楚,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我不重视革命历史斗争的题材似的。

十年来,我写了十多部话剧剧本。其中,除了《茶馆》一剧,其他的剧本都写的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北京市政府为劳苦大众去修奇臭的龙须沟了,我就写了《龙须沟》;曲艺演员得到了解放,我就写了《方珍珠》。此后,《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和最近写的《全家福》,都是如此,都写的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尽管这是事实,我有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呢?这应当交代一下:我并没有多少资格。很显然,上面所提到的作品,并没有一部是杰出的。写当前的新人新事是一回事,写好了没有又是一回事。我的质量不高的作品实在无足取法。我若只夸口自己写了新人新事,而忽略了作品的质量问题,就一定会发生不良的影响。恐怕呀,不良的影响已经发生过,要不然怎么有的朋友曾经劝告我:“少写一点吧!”或:“写你的确熟悉的人与事吧!”我认为这种话不是泼凉水,而是善意的规劝。

可是,我并没有听从这些规劝。这不是因为我在文学上有什么高明的主张,而是因为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我慾罢不能。这种感情姑且就叫做“热爱今天的感情”吧。我热爱今天的一切,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我对今天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全面。可是,今天的一花一絮都叫我情不自禁地想写一点什么。我肚子里的确有些老事情,可是我不肯放下今天的鲜花舞絮。再说,无论如何,今天也比昨天更接近明天。我们今天的苦战,正是为了幸福的明天。那么,我热爱今天的这点感情似乎也未可厚非。恐怕这也就是有些友人鼓舞我写这篇短文的原因。

有了这种感情,就不难找到可写的人与事。在我们的社会里,新人新事是到处都有,随时可以看到的。要不然,建国十年就不会获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就。但是,一件新事也许过于简单,不够写一出戏的。这就需要深入生活,摸清楚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作也许还不够,那就还需要了解类似的事件与人物,联结到一块儿,而后加以取舍。古语说:多财善贾。写作也如是,资料多了才能从容选择,安排。我的失败了的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知道得太少,无从选择,无从去想象。知道得越少,就越会陷入自然主义,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残砖破瓦都视如珍宝,不能由大处落笔。我的较好的剧本就不是这样了:我知道得较多,能够用类似的人与事来丰富我要写的人与事。比如说,《女店员》写的是妇女商店的筹备与成立。可是,我也去了解妇女粮店、妇女商店、妇女食堂等等。这样,我可以选择这些由妇女管理的商业单位的成员,叫她们加入我所写的妇女商店。我也可以借用一位妇女粮店店员的相貌或干劲来丰富妇女商店中的某个姑娘。这一定比只给几位女店员照下像来,一应不变,强得多。

我写《全家福》时亦用此法。事前,我看了许多文件,访问了一些男女老少。然后,我设法把几个案件编成一个故事,那几件案件中,有的是儿子找妈妈的,有的是妻子找丈夫的,有的……。我可是经过选择,把人物凑成一家子,并以几个案件中的许多人物丰富我要写的几个人物。这样,故事就集中了,人物也结实了一些。

当然,这个方法是适用于写各种题材的,不限于写当前的新人新事。不过,新人新事是崭新的,是我们向来没见过的,所以就应该注意及此。我吃过亏:专注意一件事和几个有关的人物,越写便越觉得笔下枯窘,不能左右逢源。越没有可说的,便越想去拼凑一些东西虚张声势。拼凑来的东西很难有戏。我的《青年突击队》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我只接触到一个工地的工人。不错,每一位工人都有一些值得写的生活经验,但是只有接触的面宽了,我们才能有所选择,从容调动。据我看,文学创作应是创作,而不是纪录。既是创作,我们就须高瞻远瞩,不应见木而不见林。

同样地,我也吃过写运动过程的亏。一个运动所涉及的人与事是很广的。可是,我自己仅接触到很小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被见闻所及的事物缠绕住,只注意细节的正确与否,而忽略了更大的事情。写来写去,我始终在一个小范围内打圈圈,而不能跳出去,登高一望,了解全局。结果是只写了一些琐碎的小事,无关宏旨。所知越少,越容易被细节琐碎所迷住。《春华秋实》与《西望长安》皆犯此病。赶到写《女店员》的时节,我就留了神,不写妇女商店怎么由筹备到开幕,也就是说不按过程安排情节。它虽仍然不是一本出色的作品,可是比较活泼生动了。我把妇女解放这个重大问题与妇女商店联结起来,从小见大,从隅反映全局,气势就大了一些。我再说一遍:它不是个出色的剧本。不过,在写作方法上,它矫正了一些我以往死抱住运动过程的毛病。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我的失败不在于我要写当前的新事物,而是在于对新事物了解得不够,写作方法也欠妥当。这么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文学创作必须与当前的事物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就是说,把今天的事搁置起来,过了十年八载再去动笔描写。时间隔得长一点,就更容易看清楚一点。

这个看法对吗?我看是也对也不对。假如我们是生活在另一社会里,这个看法也许很对,因为那里的人们只要求新的刺激,以免镇日无聊。新的刺激未必含有多大的道理,所以放在一旁,看看再讲,也许有些好处。在另一方面,我们跟前的一切并非新的刺激,而是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的跃进。我们眼前天天出现的新事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要事。我们若不抓住这些新事,及时宣传,我们就耽误了今天,而且不易了解明天。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等等看的办法,那么,就不一定对了。

前面说过,我不反对十年二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而甘心放弃今天。抓住今天的题材,而且能够写得好,作品的价值一定不比写革命历史较小,假如不是更大。我绝对不轻视作品的艺术性。主张时间距离者总以为使事物沉淀一下,是有利于艺术处理的。可是,我也知道,事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感情,这对艺术性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艺术的创造虽不全靠感情,而一时的感情确足以产生作品,有时候还是很好的作品。我晓得,有的作家因为等待事物的沉淀,久久不动笔,及至自信已把十年八年前的事物看清楚,可又写不上来了。他找不回来当日的感情。尽管作家不都如是,可也无法因此而否定这一事实。再说,随时留心观察事物与随时想写一些什么,其间是有距离的。只有真要去写些什么,才会极其留神地去观察。这对作家有很大的好处。极其留心地去观察时事,对了解昨天与明天的事物都有帮助。尽管一次未能写好,可也还能够明白一些有关的问题,心里亮堂。这难道不好吗?

有人以为写目前的事物容易劳而无功,因为在跃进的社会里,一日千里,变化太快,今天的新事到明天即变成了旧的。我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随时抓到新的事物。要不然,就无法积累经验,与时代齐步前进。明天的事物是今天的事物的发展,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关心今天,而且写成作品,即使写得不太好,也是积累经验最好的办法。今天的失败也许正是明天的成功之母。

是的,我们需要杰出的作品。但是,杰出与否不完全决定于作品酝酿时间的短长,和写旧事或新事。每个作家都有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与习惯,不可勉强。有的作家十年写一本书,有的作家同时创作几本作品。写旧事未必一律成功,写新事也未必就都失败,要看作家努力如何。我不敢要求大家都写眼前的新人新事,我爱读历史小说什么的呀。可是,随时关心新人新事,而且随时试写,是一定有些好处的。

作品首重人物。我没有创造出典型的人物来。但是,与新人物接触,给了我莫大的喜悦。见到他们,我好象看到了新社会的灵魂。我不冷静地去访问他们,把他们当作写作的资料。我是怀着一片虔敬的心情去接近他们的,我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我写得成作品与否倒是次要的,我首先要学他们的如何为人,如何积极工作。他们感动了我,我愿以他们为良师益友。这样,我才不会只记录他们说了什么,只看他们的外表如何。我要找到他们内心的光彩。剧本的对话是我写的,不是死板地记录他们的语言。我要以我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内心的美丽。于是,对话虽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多少能够表现一点他们的性格。

抓住性格,人物就容易发展了。人物怎么作事比作了什么事更为重要。怎么作事是与性格密切相关的。

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

载一九五九年《北京文艺》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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