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谈“粗暴”和“保守”

作者:老舍

有一天,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谈起戏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那天在座的朋友都是写戏的人。争论的中心是戏改中“粗暴”与“保守”的问题。今天我就从“粗暴”和“保守”来谈。有一部分意见是那天得到的“结论”,也加入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争论最多的就是“粗暴”和“保守”。据我看,懂得一些业务的人,不管是内行或“票友”,都容易保守,因他们热爱戏曲,愿意保留戏曲中原有的技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譬如我们以前看过杨小楼的戏,因为杨小楼的表演实在使人喜欢,现在看见别人演,技巧不像那么好,就觉得不过瘾。这就是说,懂戏的人看它稍许改一改就觉得难过。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有点保守,我家里六口人,对于看戏问题如果举手表决的话,我一定失败。我懂得板眼,他们却不懂。我爱这个东西,就难免袒护它,但如果完全抹煞我们的热情,那也是不应该的。

内行就更厉害了,他们的保守不仅因热爱,还有业务问题。比如说,演窦尔墩的要挂上很短的胡子,揉一个大白脸儿,他就觉得没法上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苏联朋友们演《三岔口》,演得真好,可是焦赞出来就不大像,他没有利用胡子,不大知道京剧中的胡子配合上某些动作能表演出英雄气概来。内行人是有些苦闷的。我曾经和某名演员谈,他说:如果演窦尔墩没有胡子必不好演,粘胡子也没法演,如果把将干的胡子挂在窦尔墩脸上也同样没法演。有几位外宾看过《猎虎记》,《猎虎记》中用的是短胡子,他们认为很好。但我说窦尔墩的长胡子也很好。演员们为了怕技术丢失,保护自己学到的一些本领,不能不着急。只在戏的技术方面作枝节的改革,不易说服老艺人。

还有,演员们有的文化程度低,知道改革是好的,但不知道怎样改革,我们若不去争取跟他们合作,就会甚至把整理老戏那一部分工作也耽误了。就京戏来说,一方面改,另一方面要注意老技术,把老艺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老技巧拿出来,这样似乎更周到更好一些。我们过去对艺人们的争取是不够的,没有把他们都动员起来,他们有意见,但这些意见为什么不在《戏剧报》上发表呢?专家们一写就几万字,振振有词,而他们有意见写不出来,因为不会写。最近萧长华先生,就说出了很多的东西来,这是因为我们去访问他,帮他写了出来。

那天在我家里谈的结论是这样:如果主张什么都不应该改,这样的保守就跟粗暴一样。我们反对粗暴,但是拼命保守也要同样反对,这是真理。当然,不懂业务的人就容易粗暴,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业务不懂而要改革就容易粗暴。但这种改革尽管有时候粗暴,可能也有创造性,对于创造性还是要加以鼓励的。不懂业务就容易粗暴,矫正的办法就是深入学习。这又跟演员们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了,戏改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很容易走到粗暴的路上去。

对国际朋友的意见采纳与否,我觉得应当有个尺寸。国际友人给我们善意的批评时,如果提到的是话剧、芭蕾舞、歌剧等等,是应该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内行。就京剧来说,似乎不能这样。他们往往认为我们的表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看了几天戏,不知道程先生和梅先生同是演《玉堂春》,却有不同之点;同是《四进士》,周信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演法就又有不同。当然,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但外国朋友一提意见,我们马上照办,不多去考虑一下,也未免粗暴。像《荷花灯》、《闹天宫》这些节目,在国外都演过,到处受欢迎,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喝彩就冲昏了头脑。同样的,外国朋友看《猎虎记》虽认为好,但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到底它好不好。那天在北京市文代会上听彭市长谈戏改问题,他说:一切观众,对剧本的思想内容都有提出意见的权利。至于挂不挂胡子……等类问题,还是应当取决于演员,要依靠专家们。这一天,我遇到周总理(当时还有凤霞和祖光),周总理说评戏老在学京戏的吊眼睛、贴片子,看起来不舒服,还不如学越剧的化装好,又方便,又好看。关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他还说:像评戏这种剧种,历史既不长,又接近生活,可以多改一些,对京剧就应慎重一点。我这不是代表总理说话。而且,我也许没有说清楚他的意思——这由我负责。

我希望我们今后多找一些艺人们来谈谈,这样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光听咱们这一伙人的意见,就难免片面,而且提出的问题也许不具体。

我补充几句。我的小戏《柳树井》各处都演过,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那里面没有采用自报家门的办法,可是观众们,不管老的、小的都能理解。(可见我与观众都不保守。)女主角一人在那里悲泣,并不说自己姓甚名谁,后面的人忽然叫她一声“招弟”,观众就都知道她叫招弟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立刻应把一切老戏的自报家门都废除,暂时还可以不动它。

看一出京剧须全面考虑。以《艳阳楼》来说,剧情非常简单,但主角有念有唱有打,即甚活泼火炽。记得赴朝时,高盛麟演《艳阳楼》,事后他问我如何,我回说差点。想当初杨小楼演高登的时候,一出场的神情和大段道白(自报家门),就逼真地表现出了一个花花公子和恶霸,就能那么吸引观众。高先生的道白显着草率。又如龚云甫在《钓金龟》中的一段自报家门,也有独到之处,令人喜爱。把自报家门念成了朗诵诗,便增加了美,听众也就忘了它的不大合理。自然,我们编写新戏时无须保留此法。

说到《闹天宫》,想起有一天在怀仁堂演出,有布景,挂着亮晶晶的星,表示在天上作战。开演以后,筋斗一翻,搞得满台都是灰土,天上怎会有灰尘呢?所以这些小地方能够不动还是不动吧!

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戏剧报》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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