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

谈翻译

作者:老舍

拿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假若没有外国书的一些译本,我读的书就更少了。感谢翻译工作者们!在我所阅读过的书中,起码有三分之一是译本!你们的劳动给我和多少多少人带来最贵重的礼物,智慧与知识。

可是,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古代的佛经,我念不懂,只好不读。近年的白话译笔又往往犯两个毛病:一个是语言累赘,读起来颇为费力;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译文往往缺乏风格。因此,阅读译文,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使我得到的不都是欢快;所以,非到不读不行的时候我才皱上眉头,拿起书来。

这样挑剔,并非轻视翻译工作者。翻译是极其重要,又极其艰苦的工作。搞创作的精通一种语言即能尽职,搞翻译的却须至少精通两种语言。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意,随便添减。翻译工作实在不容易作好,我虽然挑剔别人的毛病,可是若叫我去作呀,准保更糟!

翻译工作既然既重要又艰苦,就理应加以鼓励。我建议,文化机关既奖励了剧本和电影剧本什么的,就也该奖励翻译。要知道,一本外国杰作,若译得好,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珍宝,世世代代相继享受,为什么不该得奖呢?

现在,翻译工作者似乎也须加强组织,作出规则,集体的规划与个人的规划。科学的与哲学的名著,我认为,应当进行集体翻译,个人不便独立地工作。集思广益,能够保证精确。集体工作对于规定译名也有好处,事前既便讨论,定名之后还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的译名(人名、地名和科学哲学的词汇)相当混乱,应该及早调整,划一。还有:每逢看见“背景”、“远景”、“典型”等词,我就感谢翻译工作者给了我们这么精确而又自然的新词汇。所谓“自然”者,因为它们虽然原是洋字,而看起来并不眼生,好像是土生土长的。赶到遇上“范畴”、“憧憬”、“幽默”等,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好像穿洋服似的,虽然挺神气,可是不像穿小棉袄那么舒服自然。正确而且亲切,似乎才是译名的上乘。不在我们的普通话里去搜索宝贝,我们的译名就也许很正确,而不能一目了然地使人见文知义。据我的也许不大科学的看法,我以为连翻译科学、哲学的名词,也应顾到普及,不摆什么科学与哲学的架子。要知道一个生硬难解的译名,就给学习的人带来许多困难。为达到既信且俗,也需要集体工作。

翻译文学作品似乎应当个人单干。即使二、三人合作,也应最后由一人执笔行文,以便风格统一。尽管林纾译书,有人帮助,可是文笔的确是他一个人的。

谈到风格,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这极不易作到。可是大概地说,一个作家的文章总有他的特点:有的喜造长句,有的喜为短句;有的喜用僻字,有的文字通俗;有的文笔豪放,有的力求简练。我们看出特点所在,就应下苦工夫,争取保持。文学作品的妙处不仅在乎它说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说的。假若文学译本仅顾到原著说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说的,读起来便索然寡味。世界文学名著不妨有几个译本。像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可以译为浅显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读者阅读,使他们知道这些伟大作品里都说了些什么。有诗才的译者便应以诗译诗地去译这些作品,使读者不但知道书中说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说的。以诗译诗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不妨各译各的,同一著作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本也不嫌多。

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林纾的译笔便多少有此特点。他虽没有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现了自己的风格。这种译法,用于文学作品,还是说得下去的。这总比逐字逐句地硬译,既像汉文,又像洋文,既像语言,又像念咒,要强一些。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纾,但于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过去,我们有些译文,使我感到外国大作家的创作不过是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而已。这个影响不好。

以上所谈,颇为拉杂,希望所在,总起来说,是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翻译界应当,而且不是没有能力,开放些漂亮的花儿!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艺报》第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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