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

第09节 在北碚

作者:老舍

一、北 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

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

我就大胆地去尝试。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

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

《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幼稚。

《归去来兮》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

《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

《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血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

五、二十年纪念会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励我,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

“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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