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

第03节 母 亲

作者: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

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止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是的,我们都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剧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贫苦的人家,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

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助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快到年底,活计都交出去,我们就忙着筹备过年。我们的收入有限,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我们当然兴奋。首先是我们过年的那一点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来得硬正。每逢我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家请来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

劳动使我们穷人骨头硬,有自信心。她使儿女们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

虽然母亲也迷信,天天给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赶到实在没钱请香的时节,她会告诉灶王;对不起,今天饿一顿,明天我挣来钱再补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够挣来钱,使神仙不至于长期挨饿。我看哪,神佛似乎倒应当向她致谢、致敬!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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