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01讲 引言

作者:老舍

在现代,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对于研究的对象须先有明确的认识,而后才能有所获得,才能不误入歧途。比如一个人要研究中古的烧炼术吧,若是他明白烧炼术是粗形的化学、医葯学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会清清楚楚的挑剔出来:烧炼术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学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测虚诞,从而指出中古人对于化学等有什么偶然的发现,和他们的谬误之所在。这是以科学方法整理非科学时代的东西的正路。设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梦想发财,便是用烧炼术中一二合理之点,来诬蔑科学,说些“化学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话语。这样治学便是白费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于学问的进展。

中国人,因为有这么长远的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传统的思想势力很大,也最会苟简的利用这些经验;所以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因而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读文的方法是由师傅传授的,对于文学到底是什么,以弄笔墨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过问的,关心礼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载道”呀,“明理”呀为文学的本质;于是在中国文论诗说里便找不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自然,文学界说是很难确定的,而且从文学的欣赏上说,它好似也不是必需的;但是我们既要研究文学,便要有个清楚的概念,以免随意拉扯,把文学罩上一层雾气。文学自然是与科学不同,我们不能把整个的一套科学方法施用在文学身上。这是不错的。但是,现代治学的趋向,无论是研究什么,“科学的”这一名词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文学研究的始祖亚里士多德便是科学的,他先分析比较了古代希腊的作品,而后提出些规法与原则。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抓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评量一切文学,便失了科学的态度;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就古代希腊文学而谈说文学,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自有它自己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自有它自己的生长与发展,怎好削足适履的以古断今呢?这不过是个浅显的例证,但颇足以说明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是许多方法中的一个。也许有人说:“文以载道”,“诗騒者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等等,便是中国文学界说;不过现在受了西洋文说的影响,我们遂不复满于这些国货论调了;其实呢,我们何必一定尊视西人,而卑视自己呢!要回答这个,我们应回到篇首所说的:我们是生在“现代”,我们治学便不许象前人那样褊狭。我们要读古籍古文;同时,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才能证辨出自家的价值何在。反之,我们依然抱着本《东莱博议》,说什么“一起起得雄伟,一落落得劲峭”,我们便永远不会明白文学,正如希望煮石成金一样的愚笨可怜。生在后世的好处便是能比古人多见多闻一些,使一切学问更进步,更精确。我们不能勉强的使古物现代化,但是我们应当怀疑,思考,比较,评定古物的价值;这样,我们实在不是好与古人作难。再说,艺术是普遍的,无国界的,文学既是艺术的一支,我们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学说,而反倒自甘简陋呢?

文学是什么,我们要从新把古代文说整理一遍,然后与新的理论比证一下,以便得失分明,体认确当。先说中国人论文的毛病:

(一)以单字释辞:《易》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一类的话是中国文人当谈到文学,最喜欢引用的。中国人对于“字”有莫大的信仰,《说文》等书是足以解决一切的。一提到文学,赶快去翻字典:啊,文,错画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前半句便是“文,错画也。”的说明,后半句为给“学”字找个地位,所以补上“论其法式”四个字。文学是借着文字表现的,不错;但是,单单找出一个“字”的意思,怎能拿它来解释一个“辞”呢!“文学”是一个辞。辞——不拘是由几个字拼成的——就好象是化学配合品,配合以后自成一物,分析开来,此物即不存在。文学便是文学,是整个的。单把“文”字的意思找出来,怎能明白什么是文学?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学,那么铺户的牌匾,“天德堂”与“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当然全是文学了!

再说,现在学术上的名辞多数是由外国文字译过来的,不明白译辞的原意,而勉强翻开中国字书,去找本来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定义,岂非费力不讨好。就以修辞学说吧,中国本来没有这么一种学问,而在西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有系统而科学的写《修辞学》的。那么,我们打算明白什么是修辞学,是应当整个的研究自亚里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辞专书呢?还是应当只看《说文》中的“辞:说也,从辛,辛犹理辜也。修:饰也,从彡,攸声”?或是引证《易经》上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就足以明白“修辞学”呢?名不正则言不顺,用《易经》上的修辞二字来解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修辞学,是张冠李戴,怎能有是处呢?

有人从言语构成上立论:中国语言本是单音的,所以这种按字寻义是不错的。其实中国语言又何尝完全是单音的呢?我们每说一句话,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挤吗?不是用许多的辞组织成一语吗?为求人家听得清楚,为语调的美好,为言语的丰富,由单字而成辞是必然的趋势。在白话中我们连“桌”、“椅”这类的字也变成“桌子”、“椅子”了;难道应解作“桌与儿子”、“椅与儿子”么?一个英国人和我学中国话,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国话是纯粹单音的害处。经我告诉他:“可是”当“but”讲,他才开始用辞典;由字典而辞典便是一个大进步。认清了这个,然后须由历史上找出辞的来源;修辞学是亚里士多德首创的,便应当去由亚里士多德研究起;这才能免了误会与无中生有。

(二)摘取古语作证:中国人的思路多是向后走的,凡事不由逻辑法辨证,只求“有诗为证”便足了事。这种习惯使中国思想永远是转圆圈的,永远是混含的一贯,没有彻底的认识。比如说,什么叫“革命”?中国人不去读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论;先到旧书里搜寻,找到了:“汤武革命”,啊!这原来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哟!于是心满意足了;或者一高兴也许引经据典的作篇革命论。这样,对于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认识呢!

文学?赶快掀书!《论语》上说:“文学子游、子夏。”呕!文学有了出处,自然不要再去问文学到底是什么了。向后走的思路只问古人说过没有,不问对与不对,更不问古人所说的是否有明确的界说。古人怎能都说得对呢?都说得清楚呢?都能预知后事而预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说得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引,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此所谓孔门四科也。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对举,殆泛指一切知识学问,与今日所谓文学者有别。故邢癿《论语疏》曰:‘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谓达其旨矣。更以游、夏二子之自身证之。据《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诗乐相通,子游似为文学之士。然乐本为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无足怪。若证以《礼记·檀弓》,则子游实明礼之士耳。至于子夏,《论语·八佾》篇虽称其‘可与言诗’,然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又汉代经师,多源出子夏,则子夏乃传经之士也。《论语》其他论文之处甚多,其义亦同于斯。如《学而篇》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是则六经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邢癿《疏》曰:‘子贡言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名,可以耳听目视,依循学习,故可得而闻也。’朱熹《论语集注》亦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是则所谓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辞之外。与《八佾》篇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泰伯》篇称‘焕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兼礼乐法度而言,其义相类。故《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足见孔氏于‘文’字之解释,固其广泛矣。……”(《中国文学概论》第二篇)

从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话来解说学术的内含是极欠妥当的,因为古人对于用字是有些随便的地方。

拿单字的意思解释辞的,弊在错谬的分析;以古语证近代学术者,病在断章取义,只求不违背古说,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求实效:中国人是最讲实利的,无论是不识字的乡民,还是博学之士,对事对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处。一个儒医的经验,和一个乡间大夫的,原来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医能把阴阳五行也应用到医葯上去。儒医便是个立在古书与经验之间求实利的一种不生不熟的东西。专研究医理也好,专研究阴阳五行之说也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玄学的;玄学也有它可供研究的价值与兴趣。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办;医术是有用的,阴阳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于是二者携手,成为一种糊涂东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们读书作文原为干禄或遣兴的,而他们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学名辞搬来应用——道啊,理啊等等总在笔尖上转。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不许。一件东西必定有用处,不然便不算一件东西;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观人:《文中子》说:“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照这么说,在中国非君子便不许作文了。君子会作文不会,是个问题。可是中国人以为君子总是社会上的好人,为社会公益起见,“其文傲”的人是该驱逐出境的;这是为实利起见不得不如此的。

《诗史》曰:“诗之作也,穷通之分可观: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李洞诗穷悴,故竟下第。”这又由社会转到个人身上来了;原来评判诗文还可以带着“相面”的!文学与别的东西一样,据中国人看,是有实用的,所以搀入相术以求证实是自然的,不算怎么奇怪。说穷话的必定倒楣,说大话的必定腾达显贵,象西洋那些大悲剧家便都应该穷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①在中国人看,是故意与自家过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于是顾况便断定他在那米贵的长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处莫非只为吃饭么?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那与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真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仅被在自己的心里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象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只有文艺而已。”(《苦闷的象征》十三页)

拿这一段话和我们的穷通寿夭说比一比,我们要发生什么感想呢!

(2)文以载道明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中国文人读书的方法。无论读什么,读者必须假冒为善的声明:“我思无邪!”《诗》中之《风》本来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那点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但是中国读诗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还加上些“刺美风化”,“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等不相干的话,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后世写婬书的人,也必在第一回叙说些劝善惩婬的话头,一样的没出息。有了这种心理,治文学的人自然忘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是训诫;于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学到底是什么,一面发了“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的志愿。文以载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条。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就是因为崇古的缘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颐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有实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艺毁苦了!这种论调与实行的结果,弄得中国文学:一,毫无生气,只是互相摹拟;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只有格体的区分,少主义的标树。把“道”放在不同的体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样变化,主义——道——是一定不变的。三,戏剧小说发达的极晚,极不完善,因为它们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于是就少有人注意它们。四,文学批评没有成为文艺的独立一枝,因为文不过是载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辩论;那对偶骈俪谀佞无实,便不足道了。

厨川白村说过:“每逢世间有事情,一说什么,便掏出藏在怀中的一种尺子来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东西,便随便地排斥,这样轻佻浮薄的态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罢。”这一种尺子或者就是中国的“道”么?诚如是,丢开这尺子,让我们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吧!

以上是消极地指出中国文人评论文学所爱犯的毛病,也就是我们所应避免的。至于文学是什么,和一些文学上的重要问题,都在后面逐渐讨论;先知道了应当避免什么,或者足以使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不再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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