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11讲 文学的倾向(下)

作者:老舍

写实主义:十九世纪的中叶,世界又改变了样子:政治上,中等阶级代替了贵族执有政权。学问上,科学成了解决宇宙之谜的总钥匙。社会上,资本家与劳动者成了仇敌。宗教上,旧的势力已消失殆尽,新的信仰也没有成立。惊人的学说日有所闻,新的发明日进一日;今天有所发明,明日便有许多失业的工人。这个世界人人在惊疑变动之中,正如左拉的僧人弗劳孟对宗教、科学、哲学、道德、正义,都起了疑惑,而不知所从。这样的人一睁眼便看到了社会,那只供人消遣的文艺不足以再满足他们。他们生在社会上,他们便要解决社会问题,至少也要写社会的实况。他们的社会不复是几个人操持一切,不复是僧侣握着人们的灵魂。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人们得到了解放的学说与求自由的启示,并不知道这个新的思潮将有什么结果。到了现在,政治虽然改革了,而自由还是没有充分的实现,浪漫派的运动者得有自由的启示,用想象充分表现自我;现在,这个梦境过去了,人们开始看现实与社会。他们所看到的有美也有丑,有明也有暗,有道德也有兽慾。这丑的暗的与兽慾也正是应该注意的,应该解决的。那选择自然之中美点而使自然更美的说法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看见了缺欠,不是用美来掩饰住它,而以这缺欠为最值得写的一点。他们至小的志愿是要写点当代的实况。那完美无疵的美人,那勇武俊美的青年贵族,不能再使他们感觉兴趣。他们所要的不是谁与谁发生恋爱和怎样的相爱,而是为什么男女必定相求,这里便不是恋爱神圣了,而是性的丑恶也显露出来。他们不问谁代替了谁执了政权,而问为什么要这样的政治。这是科学万能时代的态度。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法国的巴尔扎克(balzac1779—1850)与福禄贝(flaubert1821—1880)①等。巴尔扎克创立写实主义,他最注重的是真实,他的作品便取材于日常生活及普通的情感。他的人物是——与浪漫作品不时——现代的男女活动于现代的世界,他的天才叫他描写不美与恶劣的人物事实比好的与鲜明的更为得力。福禄贝是个大写实者,同时也是个浪漫的写家,但是,他的写实作品影响于法国的文艺极大,他的《包娃荔夫人》(madamebovary)②是写实的杰作,佐拉(zola)③,都德(daudet)④,莫泊桑(maupassant)⑤等都是他的信徒。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毫无顾忌的写实,写日常的生活,不替贵族伟人吹嘘;写社会的罪恶,不论怎样的黑暗丑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出,人们好象机器,受着命运支配,无论怎样也逃不出那天然律。他们的好人与恶人不是一种代表人物,而是真的人;那就是说,好人也有坏处,坏人也有好处,正如杜思妥亦夫斯基(dostoevsky)说:“大概的说,就是坏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直爽而简单的多。”(the brothers karamazoff)②这种以深刻的观察而依实描写,英国的写家虽然有意于此,但终不免浪漫的气习,象迭更斯那样的天才与经验,终不免用想象破坏了真实。真能写实的,要属于俄国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写家了。

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看社会。这也是时代精神的鼓动,叫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为生命而艺术。这样,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在文艺上它是更需要天才与深刻观察的,因为它是大胆的揭破黑暗,不求以甜蜜的材料引人入胜,从而它必须有极大的描写力量才足以使人信服。同时,它的缺点也就在用力过猛,而破坏了调和之美。本内特(arnold bennett)评论屠格涅夫(tourgenieff)与杜思妥亦夫斯基说:“屠格涅夫是个伟大艺术家,也是个完全的艺术家。”对于杜思妥亦夫斯基:“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开首,写那老僧人的一幕,他用了最高美的英雄的态度。在英国与法国的散文文艺中没有能与它比较的。我实在不是夸大其词!在杜思妥亦夫斯基之外,俄国文艺中也没有与它相等的。据我看,它只能与《罪恶与惩罚》中的醉翁在酒店述说他的女儿的羞辱相比。这两节是独立无匹的。它们达到了小说家所能及的最高与最可怕的感情。假如写家的名誉在爱美的人们中专凭他的片断的成功,杜思妥亦夫斯基便可以压倒一切写家,假如不是一切诗人。但是不然。杜思妥亦夫斯基的作品——一切作品——都有大毛病。它们最大的毛病是不完全,这个毛病是屠格涅夫与福禄贝所避免的。”(books persons)①是的,写实派的写家热心于社会往往忘了他是个艺术家。古典主义的作品是无处忘了美,浪漫主义的往往因好奇而破坏了美,写实主义的是常因求实而不顾形式。况且,写实家要处处真实,因而往往故意的搜求人类的丑恶;他的目的在给人一个完整的图画,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只写了黑暗那方面。我们在佐拉的作品便可看到,他的人物是坏人,强盗,妓女,醉汉,等等;而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与高尚的灵魂,没有一件可喜的事,这是实在的情形吗?还有一层,专看社会,社会既是不完善的,作家便不由的想改造;既想改造,便很容易由冷酷的写真,走入改造的宣传与训诲。这样,作者便由客观的描写改为主观的鼓吹,因而浮浅的感情与哲学搀入作品之中,而失了深刻的感动力,这是很不上算的事。能完全写实而不用刺激的方法,没有一笔离开真实,没有一笔是夸大的,真是不容易的事;俄国的柴霍甫(tchehkoff)②似乎已做到这一步,但是,他就算绝对的写实家吗?他的态度,据本内特看,是:“我看生命是好的。我不要改变它。我将它照样写下来。”但是,有几个写实家这么驯顺呢?

严格的说,完全写实是做不到的事。写实家之所以成为写实家,因他能有深刻的观察,与革命的理想,他才能才敢写实;这需要极伟大的天才与思想;有些小才干的便能写个浪漫的故事;象俄国那几个大写实家是全世界上有数的人物。既然写实家必须有天才与思想,他的天才与思想便往往使他飞入浪漫的境界中,使他由客观的变为主观的。杜思妥亦夫斯基的杰作《罪恶与惩罚》,是写实的,但处处故作惊人之笔,使人得到似读侦探小说的刺激。而且这本书中的人物——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中亦然——有几个是很有诗意的;他的人物所负的使命,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明了,而是在他的心目中如此,因为他是极有思想的人,他们便是他的思想的代表者与化身。创造者给他的人物以灵魂与生力,这灵魂与生力多是理想的。反过来说,浪漫派的作品也要基于真实,因为没有真实便不能使人信服,感动。那么,就是说浪漫与写实的分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种类上的,也无所不可吧。lafcadiohearn(小泉八云)①说:“自然派是死了;只有佐拉还活着,他活着因为他个人的天才——并不是‘自然’的。”(lifeandliterature)②这是很有见识与趣味的话。

写实作品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凡伟大的艺术品是不易被时间杀死的。写实作品呢,目的在写当时社会的真象,但是时代变了,这些当时以为最有趣的事与最新的思想便成了陈死物,不再惹人注意。在这一点上,写实作品——假如专靠写实——反不如浪漫作品的生命那样久远了,因为想象与热情总是比琐屑事实更有感动力。小泉八云说:“佐拉的名望,在一八七五与一八九五年之间最为显赫,但现在已经残败了……这个低落是在情理中的,因为他所表现的事与用语的大部分已成了历史的。法国在第二帝国的政治黑暗已与我们无关;自然科学也不复为神圣的;遗传律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克服了;社会的罪恶也不是那样黑暗,他所以为罪恶的也不尽是罪恶;他所想的救济方法也不见得真那么有效……”(european literature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①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警告。

对于写实主义的攻击,我们再引几句话:“这个自然主义的运动,在浪漫主义稍微走到极端,它的脚跟逐渐将离开地上去,猛然抬起头来了……这个运动,无妨说是将近代的内部生活,由一个极端转移到一个极端的。即是从溺惑个性,转向拜倒环境的……这种倾向也有短处。第一是: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立场,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事……。那里无论如何会生出不容其有地质学者对于一个岩石所能持的态度似的客观态度的。研究社会的现象时,固可以说易为(例如社会学,法理学,政治学之类),可是一旦向其锋尖于一个人的心的动作时,第一,对象就成了非常特殊的东西,所以就要生出难点。这么一来,和前面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根本方针,就不得不弄出矛盾来了。象福禄贝和莫泊桑,都是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者的巨头的人,但是拿起两者的作品来一看,也许任何人都能够分别彼此各人所带的味儿似的东西吧。可以看出十分的差异,叫你想到:若将莫泊桑所表现的,给福禄贝去表现,也许不那么表现吧!……其次,自然主义的第二短处是:(上面也稍微提过似的)把人的生活断定为宿命的,视人的生活为一个现象(固然实际上在某种意思,不错是这样),而犹之乎别的现象,一切尽皆依自然律存在着,人也跑不出那支配万有的自然律——这样断定。自然主义却在这里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和别种人生不同,发达着所谓自觉的特殊机能……人类依靠这个机能,不但意识自己的存在,并且会自觉。即,除了知道自己的存在是由环境的诸条件成立着外,还知道是由什么一种内部的要求成立着。恐怕特地显著地出现于人类的所谓自觉机能,是把人类区别自其他的生物,而使一跃而立于地球上一切存在的最高位的吧。这种见解,则从科学的说,也是可以成立的……”(有岛武郎《生活与文艺》,张我军译)

这一段话是以生命为对象的,我们再就艺术上说。艺术是创作的,假如完全抄写自然而一点差别没有,那与蜡制的模型有什么分别呢?在蜡人身上找不到生命,因而我们看得出它是假的,虽然在一切外表上是很齐全的。那么,假如艺术家的作品只是抄写,艺术还有什么可谈的价值呢!

在这个科学万能时代,批评家也自然免不了应用科学原理来批评文艺,象法国的泰纳便是一个。泰纳(taine,1828—1893)①以为批评家是个科学家而具有艺术目的者。他以为文艺是环境、民族及时代的产物。他批评一家的作品,必须先知道作家个人;得到了这个“人”,才好明白了他的作品;因人是社会的。对于这科学方法的批评,我们引道顿(e.dowden)②几句话证明它是否健全:“……世上没有纯粹的种族,至少没有纯粹种族能成一民族,建造一文明国家,产生文艺与艺术。而且如泰纳所说,一民族的心智的特性能代代遗传不变,也是不确的话。遗传势力之影响于个人品性极为渺茫不定;我们可以承认他为一种假定,但在文学之历史的研究,这是不行的假定,只能发生纠纷,引入迷途。至于环境,我们也可以承认他的影响极其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游移不定的影响能否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艺术家能随意脱离环境,自己造出与品性相合的小环境;或者他会顽抗起来,对于社会环境,生出反抗。不然,何以解释同一时期可以有极不同极相反的作家?pascal③与saintsimon④岂不是在同时同地完全发展他们的天才?aristophanes⑤与euriepides⑥岂不是这样么?其实,一种艺术或文学愈昌明,环境的影响也愈减退。人已学会适应环境使与自己相合,而保存他个人的气力;在一般发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找到与他需要嗜好相宜的居住所及社会。而且,生活滋长的原则也不尽在适应环境,生活也是‘一种反抗,摆脱,或者说一种自卫的适应,与外来的势力相抵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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