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02讲 中国历代文说(上)

作者:老舍

在第一讲里,我们略指出中国文士论文的错误,是横着摆列数条,没管它们在历史上的先后。现在我们再竖着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说略微讨论一下。

先秦文论:文学,不论中外,发达最早的是诗歌。象《诗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样心有所感,发为歌咏,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实。那么,我们先拿《诗经》来研究一下,似乎是当然的手续。《诗经》,据说是孔子删定的,这个传说的可靠与否,我们且不去管;孔子对于《诗经》很喜欢引用与谈论是个事实。

《诗》中的《风》本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礼乐、好谈政治的实利哲学家——对于《诗》的文学价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终是说怎样利用它。他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定了读《诗》的方法;于是惹起后世注《诗》的人们对于《诗》的误解:“刺美风化”是他们替“思无邪”作辨证的工夫;对于《诗》本身的文学价值几乎完全忘却。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学与道德搀合起来立论。再看他怎从其他方面利用《诗》: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的用处是帮助修辞的。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礼记·经解篇》)这是以诗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诗》不但可以教给人们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当动植物辞典用!

这样,孔子既以《诗》为政治教育的工具,为一本有趣的教科书,所以他引用诗句时,也不大管诗句的真意,而是曲为比附,以达己意,正如古希腊诡辩家的利用荷马。铃木虎雄说得好:

“孔子当解释诗,对于诗的原意特别注重把来安上一种政教上的特别的意义来应用。……例如述到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必评论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篇》)原篇虽是说男女相思,因居室远而相背的。对于这下一转语,可说是相思底程度不够,倘若真相思便没有所谓远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谓:‘仁,远乎哉?我慾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的意义一样。政教下的谈话成了干燥无味(之谈,而)①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学》里引《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颂·玄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小雅·鱼藻之什缗蛮》)也说:‘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学》的‘止于至善。’……子夏问到《诗》里所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怎样解释,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遂说道:‘礼后乎?’(《论语·八佾篇》)孔子又说子夏是‘可与言诗’的。甚至称赞为‘起予者商也。’但这种问答诗底原意已被遗却,只是借诗以作为自己讲学上的说话而已。”(《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一编第四章)

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个创作家,不是个文学批评家,所以没有美的欣赏。有孔子这样引领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去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有训诫,于是文以载道明理便成了他们的信条。

周代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们的文字虽然很好,象老子的简练,庄子的驰畅,可是他们很少谈到文学,而且有些藐视孔门的好古饰辞的,象“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庄子·御寇篇》)之类。正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几个门徒是以由考古传经而得致太平之术的,于是讨论诗文也成了他们的附带作业。他们是整理古著从而证明他们的哲学,对于文学的创作与认识是不大注意的。他们的功劳是保存了古礼古乐古诗,且加以研究;他们的坏处是把礼乐与文学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牺牲品。“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雎序》)诗的用处越来越扩大了!他们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騒》)

那用“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騒序》)来解释《离騒》的,也是深受孔门说诗的毒——这点毒气至今也没扫除净尽!

汉魏六朝文论:汉代崇儒,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六艺都是文学,失去独立的领域。这时候的传诗的人们,分头去宣传自家师说;《关雎》到底是说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讥刺谁,是他们研究与争论的要点;《诗》已成了“经”,它的文学价值如何,没有什么人过问了。

这时代的文学作品要算赋最出风头。对于赋的批评有扬雄的: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婬。”(扬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马相如的: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

前者由作家把赋分为两等——诗人的与辞人的;后者把赋的形体和作者的资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没说到赋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

班固便简直不承认赋的价值,他说:“……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

赋本来是一种极笨重的东西,“竟为侈丽闳衍之词”的判断是不错的;但是以失古诗讽谕之义来打倒它,仍是以实效立论,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所以铃木虎雄说:“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的底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二编第一章)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魏晋六朝的文说: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学天才,论文也有独到之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有三点可以叫我们注意的:(一)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慾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内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别。说理的文自然以条理清楚为主,而诗赋便当写得美丽。他虽然没有说出为什么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学的欣赏,承认美是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们是以体道而摹古,他现在是主张爱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上书正文体》)这是后世守道明理者对“诗赋慾丽”的反攻,仍要把文学附属在道德之下,但适足以说明曹家父子对文学界的影响如何伟大了。(二)《典论·论文》里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与王朗书里也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这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可是承认了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这里的名利计较还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实足以鼓舞起创作的兴趣与勇气。

(三)曹丕又说:“文以气为主。”气是什么?很难断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此语看出: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现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传。这里至少是说文当以什么为主,不是文当说明什么;气必是在文内的,道理等是外来的。

以上三点虽仍未说明文学是什么,但是对于文学的认识,确已离开实效而专以文论文了。

以下讨论陆机的《文赋》:陆机的《文赋》比近人的一开口便引“文,错画也”真够高明的多了。他开口便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这是说文是感物激情而发的,不是什么“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有深刻的观察,有敏锐的情感,有触于内心,那创作慾便起了火焰,便慾罢不能的非写不可;那写出来的便是物我的联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与思维的联合,使心灵荡漾在梦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与宇宙同样的广大,上帝似的在创造一切;忽然缩敛,象一丝花蕊般细嫩,在春风里吻着阳光。于是,

“笼天地于形内,挂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我们再看他对技术方面怎样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这是体格不同,当配以相当的文字。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是文辞音声应求妍美。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这是一些文病。

但是为文到底有一定的规则没有呢?他不肯武断的说。他只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古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这似乎是说:文无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审事达情,必求其适了。

统观全文,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一,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没有心情的激动便没有创造的可能。这个说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为创作的动机确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声的调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会美好。

发于心灵,终于技术,这是《文赋》的要义。陆机虽没能逐条详加说明(假如他不用赋体作这篇文章,他一定会解说的更透彻一些;自然,也许因为不用赋体,它便不会传流到现在),可是这些指示,对文学已有了相当的体认了解。我们可以替他下一条文学定义: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

《后汉书》的著者范晔,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同时他拿“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去讲究音调。

以意为主是重在讲说什么,便是要分别什么是该说的与什么是不该说的;这比以情为主的文学欣赏又低落了许多,因为文学的成功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况且传达“意”的自有哲学与科学,不必一定靠着文学。但是不论是文以情为主,是以意为主,他们——陆机,范晔——都由作家的立场来说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别人宣传什么文学以外的东西了;他们也全以为音调的讲究为必要的。

音调的讲究渐渐成了文学的重要问题。在《南齐书·陆厥传》里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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