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03讲 中国历代文说(下)

作者:老舍

唐代文说:唐代是中国诗最发达的时代,有“诗中有画”的王维;有富于想象,从空飞来的李白;有纯任性灵,忠实描写的杜甫;有老妪皆解,名妓争唱的白居易;还有,呕,太多了,好象唐代的人都是诗人似的!在这么灿烂的诗国里,按理说应有很好的诗说发现了,而事实上谈文学的还是主张文以载道;好象作诗只是一种娱乐,无关乎大道似的。那以圣贤自居的韩愈是如此,那最会作诗的白居易也如此,看他《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里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其实李白的好处,原在运用他自己的想象,不管什么风雅比兴,孰知在这里却被贬为不明谕讽之道了!

他又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慾扶起之!”

这是表明他为诗的态度——不是要创造一家之言,而是志在补残葺颓。

他接着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慾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他的诗这样受欢迎,本来足以自豪了,他却偏说:“雕虫之戏,不足为多。”那么,他志在什么呢?在这里:“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①兼济与独善是道德行为,何必一定用诗作工具呢。恐怕那些在“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的,正是那发于一吟一笑的作品吧?

这个载道的运动,当然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为主帅了。他的立论的基础是“道为内,文为外”。看他怎样告诉刘正夫:“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这为文宜何师的口调,根本以文章为一种摹拟的玩艺,其结果当然是师古。所以他“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极端的崇古便非把自家的思想牺牲了不可。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可耍呢?当然是师其意不师其辞了。把辞变换一下,不与古雷同,便算尽了创作的能事。其实,文章把思想部分除去,而只剩一些辞句——纵使极美——又有什么好处呢?孔家的说诗,是以诗为教育政治的工具;到了韩愈,便直将文学与道德粘合在一处,成了不可分隔的,无道便无文学。

道到底是什么呢?由韩愈自己所下的定义看,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他这个道不是怎么深奥的东西,如老子那无以名之的那一点。这个道是由仁与义的实行而获得的。这样,韩愈的思想根本不怎样深刻,又偏偏爱把这一些道德行为的责任交给文学,那怎能说得通呢!道德是伦理的,文学是艺术的,道德是实际的,文学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标在善,文艺的归宿是美;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得出美丽的小孩呢。柏拉图(plato)是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可是还不能不退一步说:“假如诗能作责任的利器,正如它为给愉快的利器,正义方面便能多有所获得。”

但是,诗是否能这样脚踩两只船呢?善与美是否能这样相安无事呢?——这真是个问题!

“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是在乎提高了散文的地位,但是这个运动的坏处是使“文”包括住文学,而把诗降落在散文之下;因为“文”是载道的工具,而诗——就是韩愈自己也有极美艳的诗句——总是脱不了歌咏性情,自然便不能冠冕堂皇的作文学的主帅了。因为这样看轻了诗,所以词便被视为诗余,而戏曲也便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诗与散文的分别,中国文论中很少说到的。这二者的区分既不清楚,而文以载道之说又始终未敲打破,于是诗艺往往要向散文求些情面,象白居易那样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明之则为诗”,以求诗艺与散文有同等的地位,这是很可怜的。

那最善于作小品文字的柳宗元的游记等文字是何等的清峭自然,可是,赶到一说文学,他也是志在明道。他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yryr,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有了取道之原,文章不美怎办呢?他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杨评事文集后序》)

这又似乎舍不得文采动听那一方面,而想要文质兼备,理词两存,纵然“道”是那么重要,到底他不敢把“美”完全弃掷不顾呀。

这种忸怩的论调实在不如司空图的完全以神韵说诗,看:“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二十四诗品·自然》)

这是何等的境界!不要说什么道什么理了,这“情悟”已经够了。再看: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oe匝坝模卣霸刂梗毡逃朴啤i癯龉乓欤豢墒眨喝月之曙,如气之秋。”(《清奇》)

这种具体的写出诗境,不比泛讲道德义法强么?他不说诗体怎样,效用怎样;他只说诗的味道有雄浑,有高古等等,完全从神韵方面着眼。这自然不足以说明诗的一切,可是很灵巧的画出许多诗境的图画,叫人深思神往;这比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以作诗为希圣希贤的道途要高尚多少倍呢!

宋代文说:宋朝词的发达,与白话的应用,都给文学开拓了新的途径;按理说这足以叫文人舍去道义,而创树新说了。可是,事实上作者仍是拿住“道”字不放手;那善于文词的欧阳修还是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道胜,文不难自至”,真有些玄妙。文学是艺术的,怎能因为“道胜”便能成功呢?图画也是艺术的一枝,谁敢说:“道胜,画遂不难而至”呢?

王安石便说得更妙了:“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耳。”“‘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上人书》)这简截的把辞推开,而所谓文者只是一种有骨无肉的死东西。“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假如这个说法不错,那“心在水精域,衣氚春雨时”便根本不算好诗;因为在水精域里有什么好?衣被春雨氚湿,岂不又须费事去晒干?还是论诗的严羽有些见解:“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只这几句已足压倒一切,这才是对诗有了真正了解!“诗之道在妙悟”,是的;诗是心声,诗人的宇宙是妙悟出来的宇宙;由妙悟而发为吟咏,是心中的狂喜成为音乐。只有这种天才,有这种经验,便能成为好句,所以“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道德与诗是全不相干的。道德既放在一边了,学理呢?学理是求知的,是逻辑的;诗是求感动的,属于心灵的;所以“妙不关于学理”。诗人的真实是经过想象浸洗过的,所以象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由兴趣而想象是诗境的妙悟;这么说诗,诗便是艺术的了。司空图和严羽真是唐宋两代谈文学的光荣。他们是在诗的生命中找出原理,到了不容易说出来的时候——谈艺术往往是不易直接说出来的——他们会指出诗“象”什么,这是真有了解之后,才能这样具体的指示出来。

宋代还有许多诗话的著作,但是没有象严羽这样切当的,在这里也就不多引用了。

元明清文说:元代的小说戏曲都很发达,可是对小说戏曲并没有怎么讨论过。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里说:“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至于小说,直至金圣叹才有正式的欣赏宣传。元代文人的论断文学多是从枝节问题上着眼,象陈绎曾的《文筌》与《文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没有讨论到文学的重要问题上去。

到了明代,论文的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注重格调的,一派是注重文章义法的。在前一派里,无论是论文是论诗,都是厌弃宋人的浅浮,而想复古,象李梦阳的诗宗盛唐,王世贞的“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他们的摹古方法是讲求格调,力求形式上的高古堂皇。李梦阳说:“诗至唐而古调亡矣。然自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文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缶音序》)

这段议论颇有些道理,末两句把诗与文的界分也说明了一点。设若他专从“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上用工夫,他的作品当然是有可观的;可惜他只在形式上注意,并没有实行自家的理想,所以《四库总目·空同集提要》里说:“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他对于文以载道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道,自道者也;有所为皆非也。”(梦阳《道录序》)又说:“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为词膄,行为道华。”(梦阳《文箴》)根据这个道理,他攻击宋人的“无美恶皆慾合道传志”。他不小看“道”,但他决不愿因“道”而破坏了文学。但是,他因此而骂:“宋儒兴,古之文废”,是他一方面攻击宋人,一方面又不敢大胆的去改造;只是一步跨过宋代,而向更古的古董取些形式上的模范;这是他的失败。

王慎中初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后来明白了欧曾作文的方法,尽焚旧作,一意师仿。这是第二派——由极端的师古,变为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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