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第11章

作者:巴金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眼。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啰。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xx,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疾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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