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第24章

作者:巴金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x月x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了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chún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 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 ”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chún,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 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 ,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著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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