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雨电》

附录二

作者:巴金

《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

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炼,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相似而实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这时唯有愉快。因为另一个人格的伟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觉增加了一点意义。这时又是感谢。而批评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显得深彻。

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转其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

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于人性。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们滥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义。例如“态度”,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表示,一种内外一致的必然的作用,一种由精神而影响到生活,由生活而影响到精神的一贯的活动,形成我们人世彼此最大的扦格。了解废名,我们必须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所谓态度,不是对事,更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或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我说“全”,因为作者采取某种态度,不为应付某桩事或某个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术语,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销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诉道:“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的叙述或者一个人物说的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分析、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譬如他们要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抓住一两个人,从这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断定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说他的读者大半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从天真的世故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个人留恋:这里是希望,信仰,热诚,恋爱,寂寞,痛苦,幻灭种种色相可爱的交织。巴金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工作,不是为自己(实际是为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还有比拯救全人类更高尚的理想,比牺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讲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励,安慰,他们没有老年人的经验,哲学,一种潦倒的自潮;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于是巴金来了,巴金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

没有一个作家不钟爱自己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钟爱他的作品。读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种母爱的一往情深。他会告诉你,他蔑视文学:“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不曾想知道过。

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将军》序)你不必睬理他这种类似的愤慨。他是有所为而发;他在挖苦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苦修士,或者说浅显些,把人生和艺术分开的大学教授。他完全有理——直觉的情感的理。但是,如若艺术是社会的反映,如若文学是人生的写照,如若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则巴金的小说,不管他怎样孩子似地热拗,是要“被列入文学之林”,成为后人了解今日激变中若干形态的一种史料。巴金翼扩他的作品,纯粹因为它们象征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耗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费自己的活力。我的文学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却不能够禁止。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驱使我,要我拿起笔。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挣扎。”(《将军》序)在另一篇序内,他开门见山就道:“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灭亡》序)记住他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们更可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训(不是道德的,却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视文学而钟爱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胆量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萌芽》序)也正因为这里完全基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满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整个化入它们的存在。左拉对茅盾有重大的影响,对巴金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左拉,受了科学和福楼拜过多的暗示,比较趋重客观的观察,虽说他自己原该成为一个抒情的诗人(特别是《萌芽》的左拉)。巴金缺乏左拉客观的方法,但是比左拉还要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又近似乔治·桑。乔治·桑把她女性的泛爱放进她的作品;她钟爱她创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巴金同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正如他所谓:“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见到过,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灭亡》序)这种“横贯全书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乐观的乔汉·桑却绝不承受。悲哀是现实的,属于伊甸园外的人间。乔治·桑仿佛一个富翁,把她的幸福施舍给她的同类;巴金仿佛一个穷人,要为同类争来等量的幸福。他写一个英雄,实际要写无数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个对方,其实是要炸死对方代表的全部制度。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无穷,所以奋斗必须继续。悲哀不是绝望。巴金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们的眼前,火把燃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从不绝望。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然而到了牺牲自己的时节,他们没有一个会是弱者。不是弱者,他们却那样易于感动。感动到了极点,他们忘掉自己,不顾利害,抢先做那视死如归的勇士。这群率真的志士,什么也看到、想到,就是不为自己设想。但是他们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们得活着,活着完成人类的使命;他们得爱着,爱着满足本能的冲动。活要有意义;爱要不妨害正义。此外统是多余,虚伪,世俗。换句话,羁缚。从《雾》到《雨》,从《雨》到《电》,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作者思想的中心。《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

其实悲哀只是热情的另一面,我曾经用了好几次《热情”的字样,如今我们不妨过细推敲一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热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来,好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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