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

第六章

作者:钱钟书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终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edax vetustas)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很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三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的。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国外,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靠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熟了。

高松年发奋办公,夙夜匪懈,精明得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家的花园里,面溪背山。这乡镇绝非战略上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不吝惜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开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今年春天,高松年奉命筹备学校,重庆几个老朋友为他饯行,席上说起国内大学多而教授少,新办尚未成名的学校,地方偏僻,怕请不到名教授。高松年笑道:“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他从此动不动就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段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亏得这一条科学定律,李梅亭,顾尔谦,还有方鸿渐会荣任教授。他们那天下午三点多到学校。高松年闻讯匆匆到教员宿舍里应酬一下,回到办公室,一月来的心事不能再搁在一边不想了。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十个倒有九个打电报来托故解约,七零八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一百五十八人。今天一来就是四个教授,军容大震,向部里报上也体面些。只是怎样对李梅亭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处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亭了,可是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亭好,那时侯给教授陆续辞聘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打回票,只好先敷衍次长。汪处厚这人不好打发,李梅亭是老朋友,老朋友总讲得开,就怕他的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青年人倒容易对付的。他是赵辛楣的来头,辛楣最初不恳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的博士,真糊涂透顶!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浪荡的流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的,聘他当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循序渐升,年轻人初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辛楣对他说。为难的还是李梅亭。无论如何,他千辛万苦来了,决不会一翻脸就走的;来得困难,去也没那么容易,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他从私立学校一跳而进公立学校,还不是自己提拔他的;做人总要有良心。这些反正是明天的事,别去想它,今天——今天晚上还有警察局长的晚饭呢。这晚饭是照例应酬,小乡小镇上的盛馔,反来覆去,只有那几样,高松年也吃腻了。可是这时候四点钟已过,肚子有点饿,所以想到晚饭,嘴里一阵潮湿。

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是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溅开。可是,鸿渐们四个男人当天还一起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晚七时半在联谊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亭先生。梅亭欢喜得直说:“讨厌,讨厌!我累得很,今天还想早点睡呢!这些孩子热心得不懂道理,赵先生,他们消息真灵呀!”

辛楣道:“岂有此理!政治系学生为什么不开会欢迎我呀?”

梅亭道:“忙什么?今天的欢迎会,你代我去,好不好?我宁可睡觉的。”

顾尔谦点头叹道:“念中国书的人,毕竟知体,我想旁系的学生决不会这样尊师重道的。”说完笑迷迷地望着李梅亭,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

鸿渐道:“你们都什么系,什么系,我还不知道是哪一系的教授呢。高校长给我的电报没说明白。”

辛楣忙说:“那没有关系。你可以教哲学,教国文——”

梅亭狞笑道:“教国文是要得我许可的,方先生;你好好的巴结我一下,什么都可以商量。”

说着,孙小姐来了,说住在女生宿舍里,跟女生指导范小姐同室,也把欢迎会这事来恭维李梅亭,梅亭轻佻笑道:“孙小姐,你改了行罢。不要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了,当我的助教,今天晚上,咱们俩同去开会。”五人同在校门口小馆子吃晚饭的时候,李梅亭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家笑他准备欢迎会上演讲稿,梅亭极口分辨道:“胡说!这要什么准备!”

晚上近九点钟,方鸿渐在赵辛楣房里讲话,连打呵欠,正要回房里去睡,李梅亭打门进来了。两人想打趣他,但瞧他脸色不正,便问:“怎么欢迎会完得这样早?”梅亭一言不发,向椅子里坐下鼻子里出气像待开发的火车头。两人忙问他怎么来了。他拍桌大骂高松年混账,说官司打到教育部去,自己也不会输的,做了校长跟人吃晚饭这时候还不回来,影子也找不见,这种玩忽职守,就该死。今天欢迎会原是汪处厚安排好的,兵法上有名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先来校的四个中国文学系的讲师和助教早和他打成一片,学生也唯命是听。他知道高松年跟李梅亭有约在先,自己迹近乘虚篡窃,可是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大”。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李梅亭跟了学生代表一进会场,便觉空气两样,听得同事和学生一两声叫“汪主任”,己经又疑又慌。汪处厚见了他,热情地双手握着他的手,好半天搓摩不放,仿佛捉搦了情妇的手,一壁似怨似慕的说:“李先生,你真害我们等死了,我们天天在望你——张先生,薜先生,咱们不是今天早晨还讲起他的——咱们今天早晨还讲起你。路上辛苦啦?好好休息两天,再上课,不忙。我把你的功课全排好了。李先生,咱们俩真是神交久矣。高校长拍电报到成都要我组织中国文学系,我想年纪老了,路又不好走,换生不如守熟,所以我最初实在不想来。高校长,他可真会咕哪!他请舍侄”——张先生,薜先生,黄先生同声说:“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请舍侄再三劝驾,我却不过情,我内人身体不好,也想换换空气。到这儿来了,知道有你先生,我真高兴,我想这系办得好了——”李梅亭一篇主任口气的训话闷在心里讲不出口,忍住气,搭讪了几句,喝了杯茶,只推头痛,早退席了。

辛楣和鸿渐安慰李梅亭一会,劝他回房睡,有话明天跟高松年去说。梅亭临走说:“我跟老高这样的交情,他还会耍我,他对你们两位一定也有把戏。瞧着罢,咱们取一致行动,怕他什么!”梅亭去后,鸿渐望着辛楣道:“这不成话说!”辛楣皱眉道:“我想这里面有误会,这事的内幕我全不知道。也许李梅亭压根儿在单相思,否则太不像话了!不过,像李梅亭那种人,真要当主任,也是个笑话,他那些印头衔的名片,现在可糟了,哈哈。”鸿渐道:“我今年反正是倒霉年,准备到处碰钉子的。也许明天高松年不认我这个蹩脚教授。”辛楣不耐烦道:“又来了!你好像存着心非倒霉不痛快似的。我告诉你,李梅亭的话未可全信——而且,你是我面上来的人,万事有我。”鸿渐虽然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听了又觉得这悲观不妨延期一天。

明天上午,辛楣先上校长室去,说把鸿渐的事讲讲明白,叫鸿渐等着,听了回话再去见高松年。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真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辛楣早尽了介绍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就去正式拜会高松年,这最干脆。

高松年看方鸿渐和颜色,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脾气好或城府深的人,忙问:“碰见赵先生没有?”

“还没有。我该来参见校长,这是应当的规矩。”方鸿渐自信说话得体。

高松年想糟了!糟了!辛楣一定给李梅亭缠住不能脱身,自己跟这姓方的免不了一番chún舌:“方先生,我是要跟你谈谈——有许多话我已经对赵先生说了——”鸿渐听口风不对,可脸上的笑容一时不及收敛,怪不自在地停留着,高松年看得恨不得把手指撮而去之——“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纠纠地胡说,眼睛懦怯不敢平视对方。高松年老于世故,并且研究生物学的时候,学到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当然野兽未必肯在享用你以前,跟你飞眼送秋波,可是方鸿渐也不是野兽,至多只能算是家畜。

他给高松年三百瓦脱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不收到是自己的过失,这次来得太冒昧了,果然高松年写信收回成命,同时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满意,惶遽地说:“没有呀!我真没有收到呀!重要不重要?高先生什么时候发的?”倒像自己撒谎,收到了信在抵赖。

“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维妙维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

鸿渐稍微放心,迎合道:“内地跟上海的信,常出乱子。这次长沙的战事恐怕也有影响,一大批信会遗失,高先生给我的信若是寄出得早——”

高松年做了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弘地饶赦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信就不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了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呵呵!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说,我跟你先生素昧平生,可是我听辛楣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决不会这时候替他说他自己许下的条件的。

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口接说:“高先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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