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鬼》

作者:钱钟书

一九八三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兽·鬼》(“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种,后改为海峡文艺出版社重印。),书衬有作者及作品介绍,兹录于下:“钱钟书(1910-)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系,又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已发表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艺评论《谈艺录》,以及《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

《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会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词,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大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自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灵感》有捷克语译本,见捷克《外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灵感》和《纪念》有英语译文,见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  序

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序是免不了的。

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惟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一日

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灵感》曾在傅雷、周煦良两先生主编的《新语》第一、第二期发表。《猫》曾在郑振铎、李健吾两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第一期发表。出版事宜又承徐调孚先生费力。并此志谢。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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