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烛虚》

变变作风

作者:沈从文

古诗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日月转易是个自然现象,感慨话用不着说,空洞乐观也无多大意义。我们既活在炮火中,总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样就会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求发展,求生存,更为了尊重一个象征人类光明进步的原则——民生主义,独立作战快有三年半了。战争虽一时失利,可不气馁,虽被强敌侵占了许多土地,大都名城,小县小镇,或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砾,不以为意。最能明白体会到这种战争意义的,恐无过于报人和学生。这两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们其所以应忍受,能牺牲,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这战争总有一 天会结束, 我们却必须终其一生,永远保留这个作战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

但“战争”这个名词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样要人。目下前面我们有两百万武装健儿,与敌人在广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就到处可见。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可是显而易见。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来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以为趁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检讨一番,看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还有多少潜伏力量值得好好发掘。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提起这一点,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

这种贡献在过去,是用如下形式产生作用的,即报上有一栏社论,对社会各方面作广泛的善意的批评,以及合理的建议。又有一栏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著,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因为报纸每天出,分配又广,自然作用大,意义深。且无形中又有一种公众裁判,凡报纸知为国家社会福利设想,即受爱护鼓励,若只图一时取巧,或以不正当目的争取读者,不可免要受鄙弃。因此报纸本身也就得到极大进步。抗战以后国内各处报纸有个共同现象,社论多偏重国际问题,或重在国内战争胜利解释与社会进步赞美,副刊则因纸张贵,篇幅缩小,或将篇幅缩减移作广告用,图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笔稿费。

其实从报纸理论说,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报纸特点取消,把报纸对国家社会批评建议地位取消, 且同时还把报纸在近二十 年来习惯所养成的教育人民权利取消。结果新闻以外就是广告,再加上一点极易成为明日黄花的国际预言。报纸的积极作用既已全失,办报人在这种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无意义,看报人面对这种报纸,当然也觉无多大意义。

若把眼光放远大一些,我们就会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

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谈建国,何妨从新闻纸上来变变作风。个人以为社论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问题上来讨论来处理。这事看来小,实在并不校正因为一年变一年,人事新陈代谢的结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为社会的中坚,要在国家各部门机构上来负责任,必须给他们重造一坚韧朴实人生观,方能负责。办副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也值得有一 部分向这方面发展。 办报本是费力赔钱的事业,既费力赔钱,力和钱的投资,应当放在这个理想上,是毫无问题的。

目下有一种现象,即凡是在将来社会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学生,一部分目下还蔽于过去的习气,粘执于名词上的“前进”“落伍”,到实际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喽罗争位置,变得油滑而诈伪。另一部分又因此反应,把生命与国家分开游离起来,变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却不知如何是好,日子过得沉闷而无聊,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胆量小是共同情形。一个报纸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方法来处理,建设一种健康人生观,宣传对于建国的光荣以及建国意义的重大,实在是极重要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新烛虚》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