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烛虚》

禁书问题

作者:沈从文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真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

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 为这个民族的光荣, 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 不能出卖, 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象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象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 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象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慾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认为是文学的影响, 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 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气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象太近于“小题大做”了。

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一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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