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景与旧谊》

忆翔鹤

作者:沈从文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约一年,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湿且霉的小小房间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书,和另外那本包罗万有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经常来到会馆看望我的一个表弟,先我两年到北京的农业大学学生,却担心我独住在会馆里,时间久了不是个办法。特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为我找到一个小小房间,并介绍些朋友,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心情会开朗些。 住处原是个贮煤间。因为受“五 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 百磅的乡下佬住下。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原来一年中,我先后在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就相熟了约三十个人。农大的多属湖南同乡。两间宿舍共有十二个床位,只住下八个学生,共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了家庭空气。当时应考学农业的并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费,学校对学生还特别优待。农场的蔬菜瓜果,秋收时,每一学生都有一份。实验农场大白菜品种特别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齐埋在宿舍前砂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够三四个月消费。新引进的台湾种矮脚白鸡,用特配饲料喂养。下蛋特别勤,园艺系学生,也可用比市场减半价钱,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农大读书,早经常成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这八个同乡不久毕业回转家乡后,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不易设想充满希望的兴奋热闹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便在军阀屠刀下一同牺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时校址还在盔甲厂,由认识董景天(即董秋斯)开始。董原来正当选学生会主席,照习惯,即兼任校长室的秘书。初到他学校拜访时,就睡在他独住小楼地板上,天上地下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点招架不住,我还若无其事。到晚上又继续谈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几乎拖垮,但他对我却已感到极大兴趣,十分满意。于是由董景天介绍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燕大虽是个教会大学,可是学生活动也得到较大便利。当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这些朋友多已在武汉工作。不久国共分裂,部分还参加了广州暴动,牺牲了一半人。活着的陆续逃回上海租界潜伏待时。一九二八——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还有机会见到张采真、刘潜初等五六人多次,谈了不少武汉前后情况,和广州暴动失败种种。(和斯沫特莱相识,也是在董家。)随后不久,这些朋友就又离开了上海,各以不同灾难成了“古人”。解放后,唯一还过从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我们友谊始终极好。我在工作中的点滴成就,都使他特别高兴。他译的托尔斯泰名著,每一种印出时,必把错字一一改正后,给我一册作为纪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从湖北干校回京时,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湖南人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相处既近, 接触机会也更多。几个人且经常同在沙滩附近小饭店同座共食。就中一 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 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 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 引起了一 点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

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

我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炜谟当时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重,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其文则长于办事,后来我在《现代评论》当发报员时,其文已担任经理会计一类职务。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三人在人生经验和学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对于社会这本“大书”的阅读,可都不如我接触面广阔,也不如我那么注意认真仔细。

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我和翔鹤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 十年代前期,这么一个范围窄狭生活中,各凭自己不同机会、不同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响到后来各自不同的发展,有些近于离奇不经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个规律,可以于事后贯串起来成一条线索,明白一 部分却近于必然性。

因为特别机会,一九二五——二六年间,我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作了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捣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翔鹤从我信中知道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

双清那个悬空行宫虽还有活人住下,平时照例只两个花匠看守。香山饭店已油漆一新,挂了营业牌子,当时除了四个白衣伙计管理灯水,还并无一个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解放后不久,翔鹤由四川来北京工作,我们第一次相见,提及香山旧事,他还记得我曾在大松树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件乐器,至于曲调,大致还是从刘天华先生处间接学来的。这件乐器,它的来处和去踪,可通通忘了。

翔鹤在香山那几天,我还记得,早晚吃喝,全由我下山从慈幼院大厨房取来,只是几个粗面冷馒头,一碟水疙瘩咸菜。饮水是从香山饭店借用个洋铁壶打来的。早上洗脸,也照我平时马虎应差习惯,若不是从“双清”旁山溪沟里,就那一线细流, 用搪瓷茶缸慢慢舀到盆里,就得下山约走五十 级陡峻石台阶,到山半腰那个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流水处,挹取活泉水对付过去。一切都简陋草率得可笑惊人。一面是穷,我还不曾学会在饮食生活上有所安排,使生活过得象样些。另一面是环境的清幽离奇处,早晚空气都充满了松树的香味,和间或由双清那个荷塘飘来的荷花淡香。主客间所以都并不感觉到什么歉仄或生活上的不便,反而觉得充满了难得的野趣,真是十分欢快。使我深一层认识到,生长于大都市的翔鹤,出于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渊明、嵇康作品中反映的洒脱离俗影响实已较深;和我来自乡下,虽不欢喜城市却并不厌恶城市,入城虽再久又永远还象乡巴佬的情形,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象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 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 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依旧在那个公寓小窝里,过我那种前路茫茫穷学生生活了。生活上虽依旧毫无把握,情绪上却自以为又得到完全自由独立,继续进行我第一阶段的自我教育。一面阅读我所能到手用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另一面更充满热情和耐心,来阅读用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了。在风雨中颠簸生长的草木,必然比在温室荫蔽中培育的更结实强剑对我而言,也更切合实际。个人在生活处理上,或许一生将是个永远彻底败北者,但在工作上的坚持和韧性,半个世纪来,还象对得起这个生命。这种坚毅持久、不以一时成败得失而改型走样,自然包括有每一阶段一些年岁较长的友好,由于对我有较深认识、理解而产生无限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明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后来生活随同社会发展中,经常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始终能具一种希望信心和力量,倒下了又复站起,当十年浩劫及身时,在湖北双溪,某一时血压高达二百五十度,心目还不眩瞀失去节度,总还觉得人生百年长勤,死者完事,生者却宜有以自励。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这些故人在我的印象温习中,总使我感觉到生命里便回复了一种力量和信心。所以翔鹤虽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死去了,在我印象中,却还依旧完全是个富有生气的活人。

一九八○年八月十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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