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云集》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作者:沈从文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今天到贵校来谈谈,不是什么讲演,只是报告个人在近五十年来, 尤其是从二十到三十 年代,由于工作、学习的关系,多少一点认识。谈起来都是很琐碎的,但是接触的问题,却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变化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从一个地图上不常见的最小的地方来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来说,就是汉代五溪蛮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纪才成立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当时不过是一个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军队,另一部分就是充军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小镇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人,但是这小地方却驻了七千个兵,主要就是压迫苗民的单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

这也就影响到我日后五十年的工作态度,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社会整个在大动乱中间,我用笔反映问题的理想工作就难以为继了。照着原来的理想,我准备学习个五十年,也许可算是毕业,能作出点比较能满意的成绩。但是时代的进展太快了,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真是问题太多了。我是在大学教这个问题,教了二十年,现在要把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变动,压缩到不到一个钟头来讲,仅仅只能谈个大略的印象,所以会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现在,我们新国家有很多的有关“五四”以来的专著都在编写,我只能谈到很少的部分,即是与我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五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说最混乱、腐败的军阀时代,从地方上很小的军阀以至北京最大的军阀的起来和倒台,我都有比较清楚的印象。

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个很小的会馆,主要是不必花钱。同时在军队中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没有饭吃全不在乎。这可不容易,因为任何的理想到时候都要受损伤的。但是我在军队久了,学得从来不因为这个丧气。这也就是后来住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很快就得到许多朋友赞许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着很薄的单衣,就在那里呆下去了。别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却是很平常的。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仅是看看《红楼梦》,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不会持久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包括三个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农业大学。当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着它们,做个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对社会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觉得非革命不可。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 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 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讲,我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工作,我连标点符号还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双眼睛和头脑,这是我早年在军队生活里养成的习惯,对人世的活动充满了兴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边走二十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十二年,从十七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象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矗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的。

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上溯可到过去几千年,但是它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依然有它的用处。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处,主要还是机会好,条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那时又正当我身体还健康,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可惜我这次出国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一些小的专题来与各位讨论。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 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 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都有明文规定,随着国家工业、农业的建设,已大规模地发现古物。整个来说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起源,往前推进了约两千年。根据最近的发现,大约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黄金,同时也有了漆器、丝绸的发明,而且也知道那时候服饰上的花纹设计。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四千年来丝绸上花纹的发展。因为研究丝绸的关系,也同时使我研究起中国的服饰基本图案。最近已出版了一个集子,将来很可能会另外出些不同问题的专书。我今年已七十八岁了,在我兴趣与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还好,在新条件下我至少可望还工作五六年。

我举个大家会感兴趣的例子: 在商朝,大约是公元前十 六世纪,从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们的头发是卷的。因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只从出土的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以向各部门提供最新资料。这只算是为其他各研究部门打打杂,作后勤工作,说不上什么真正研究的成绩。

现在在国外的朋友以及在台湾的兄弟们,希望各位有机会回去看看。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

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与工艺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门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馆的库房里,等待有心人来整理和研究。这大多数都是过去文献上从没提到的,我们也只是进行初步的探索。但这工作明显需要大量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努力。这种研究的深入进展,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 丰富、纠正《二十五 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本身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十年的动乱,许多工作有点来不及注意处理。直到最近几年才给予它应有的注意。在座中大约有研究明清史料的。

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尚有一千万件历史档案有待整理和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事说,光是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个历史研究员研究一百年。

大家都知道敦煌、龙门、云岗三个石窟,是中国中古以来的文化艺术的宝藏。其实还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画出土,将来都会逐渐公诸于世的。照过去的习惯,我们多以为对汉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从新出土的文物来比证,就发现我们从前知道的实在还太少。例如在文献上虽常常提及唐代妇女的服饰,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并不明确。因为文献只有相对可靠性,不够全面。那么现在不甚费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则天时代)、盛唐(杨贵妃时代)与晚唐(崔莺莺时代)妇女服饰基本上的不同。所以这些研究从大处说,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知识,从小处说,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许多有名的画迹、画册在年代上的鉴定。

这也就是我虽快到八十岁,根本没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作十年这种研究,而且将来能有机会拿文物研究中一些专题向在座各位专家朋友请教。

刚才金介甫教授对我的工作夸奖似太过了,我其实是个能力极低的人,若说有点好处,那就是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这是金岳霖教授对我的评语。我也希望再用这种精神,多研究个五年、十年。至于我的文学作品,应当说,都早已过时了。中国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它变化得太快了,真如俗话说的:“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的一切作品,在三十年前就已过时了。今天只能说,我曾在文字比较成熟的三十年代前后,留下一些社会各方面的平常故事。现在已是八十年代!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听众问:“请问沈老,您最近出版的第一部大作,可在什么地方买到?”沈先生答: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关服饰的。这部稿子在文革期间几乎被烧掉。书名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一个任务,在一九**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万字说明,四百多张图片,从商朝到清初,前后有三千多年。不久将来或许将有英、日译文本了。但里面应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点,不大好懂,在翻译中将有些删减。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删减,可作为研究资料用;许多问题还有待讨论。

我的第二个文物集子也在进行中,到底是用断代好呢?还是分类好?现在还没决定。这工作现在来做,条件实在很好,也得到相当多的经费,给了两个副研究员的名额,但助手选择也并不容易,他必定要知道历史,知道文物,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知识,还得有文学和艺术知识,才能综合资料,提出新的看法。这种人员的训练很不容易。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举例来说:过去我们以为铜器上的镶金银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知道在商朝就有了。另外,我还对于中国使用镜子用了点心,二十多年前编过一本《唐宋铜镜》。镜子,过去也以为是春秋战国产物,现在出土的商朝镜子就有七、八面,三千三百年前就有镜子了。

又如马王堆出土的花纱衣服,一件只有四十八克重,还不到一两。象同样的文物,中国近代出土的实有万千种。工艺上所达到的水平,多难于令人设想的精美。许多工作都在进行中。我们大家对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都很感兴趣,在中国,类似的新文物有很多很多。另外朱洪武第十七太子在山东的陵墓,大家以为是明朝初年的,其实也并不全是,我们搞服装的从大量殉葬泥俑就知道,当差的服装多半还照元朝的官服,牵马人的服装又是照宋朝的官服。原因是中国历来各朝代常将前一朝代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表示对于前一朝代的凌辱。又如北朝在洛阳建都,力求华化,帝王也戴“漆纱笼冠”,一直沿用下来,但到了唐朝,漆纱笼冠都是较低品级的官吏服用。这就是我说的,我虽“不懂政治”,但这些涉及政治的问题,却不能不懂一点。

(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点,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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