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杂谈》

给志在写作者

作者:沈从文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前者不必例举,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象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的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有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汉姦,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慾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找“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会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大一 点, 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对你们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象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青力壮时各自低头干个十年八年, 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一 种意义上活得很长久。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的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象一个活人?一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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