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

文学者的态度

作者:沈从文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你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买油盐柴米,得记下个帐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作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

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还想强词夺理的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的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騒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认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严肃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象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还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他若不慾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象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就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且担心被人当做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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