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

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作者:沈从文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样真对于大家有益,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作者需要,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可以把刊物办得象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姦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

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感情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民国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待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原稿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把刊物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二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渴,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则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荆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侥幸成功,这希望实在渺茫。若目的在大多数读者来支持一年,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面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

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对当前社会是注重事实,还是重理想?这些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须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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