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作者:沈从文

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或情绪基矗谈它时,似乎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一说二十八岁),即来湖南主持实务书院讲新学。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先生。他是为此而献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活动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当时实如字面意义,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欧阳予倩是这个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的主要角色。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 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 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优秀学生之一。常德省立师范则因培养了整个湘西二十余县的师资而著名。这个学校不仅培养过许多优秀教师,同时还产生许多革命家,滕代远即出身于这个学校。彭施涤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以头脑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兑泽、嶎云等中学无不各有所长,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感情激荡,反映于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景深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礼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思想开朗、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达官伟人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至于如何用笔,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z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小说作法》、《散文作法》一类辅助写作读物、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在省市里中学生和中学教师,重要性十分显明。因为在示例中称引了十分丰富的中外名着,至少是丰富了师生对于文学的常识的。文学运动的初期,以团体言,以北大师生为主的“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实为两个具全国性有进步意义的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受出版机构的控制,无形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全集,是由专攻法国文学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译成的。检讨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却应感谢田汉先生,尽管译文方面不够完善,创始之功不应抹杀。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情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是倾向一致性。谈人生文学,虽具体,含义仍不够明确。使文运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当时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慾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为目的,自张一军,纯粹用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前期几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文学为目标,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道路。

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再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他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戏剧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总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剧。 田汉先生是南方写独幕剧成绩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贡献作家。 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热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苏北人。

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一致发展实不平衡,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国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认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成就亦热闹一时,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一类的作品。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光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从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又罗恺岚、彭家煌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说作家。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严谨见称的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军队生活作背景,写成了《一个女兵的日记》,曾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动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编了几部书,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业中,曾对国家作出极大的贡献。抗战以前,且对新文学的出版,也感到兴趣,做出了成绩。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作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

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习,即张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因笔下讽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为叶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息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已作出相当贡献,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充满敬意。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必然能留传下去,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进步里程碑的。个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竟若自然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以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似乎正如屈原说的臭草与香花杂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焦达峰、宋教仁、熊希龄、范源濂,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和主持曹锟贿选的猪仔议会的彭允彝。当前有法学家周鲠生,经济学家杨端六、伍撝干,法学家戴修瓒,科学家胡庶华,史学家余嘉锡、向达诸先生,同时也有周佛海这种叛国投敌的人物。这种“极端”继续与扩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此后,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难出现。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及其他许多方面,实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来吾人所有痛苦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显明长处能加以发展,显明弱点能尽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湘、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慾家乡一切稍稍象样合理,即不可得。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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