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

新文人与新文学

作者:沈从文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所谓新文学,就是“的、呢、吗、啦”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真是出够了风头了。“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年青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这些大有影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及其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

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

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着,同时还记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有些自命风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不愿受社会规矩束缚,因此全是个人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却邀约三四同志,打打麻雀牌与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有些人玩也不玩,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志在作这种文人的人,他就可以找寻机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亵的新文人生活。这些人身分尽管相去天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文人,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 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 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 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 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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