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abc》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作者:沈从文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c*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经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学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

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

当鸣放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匣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也许出于一点热情,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

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

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的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来学习驾双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丘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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