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史》

附录 道家思想与道教

作者:许地山

绪论

儒道两家底思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思想底两方面。儒家注重实际底生活,而道家则重玄想,这是人人都知道底。从我国人日常生活底习惯和宗教底信仰看来,道底成分比儒底多。找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底理想与生活底乃是道教底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底一小部分而已。

道家思想是与汉族文化同时产生底。史称少笑之衰,九黎乱德,天下相惑以怪,家为巫史,民读于把,帝额领乃命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命黎为北正,司地以属民;因此,巫史底职守就有了专青。南正所司底事体是关于天志底,是巫祝或道家思想所从出。北正所司底是关于天人感应底事实,为巫史或儒家思想底根据。我们要明白道教,不得不先知道巫祝。哲学思想底起源可以说都是巫祝们玄想或妄解底结果。因为他们底责任就是要将玄渺无端底天则来解释或规定这陵乱发展底人事。这原始底哲学在各种文化底初期,都可以找出来。《国语·楚语》载巫底才能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巫,在女回现”。巫祝底聪明圣知都超过常人,所以除去降神以外,还有解梦、预言、医病、卜览等等能干。史底职分本与巫差不多,不过他所注重底多在记录过去底经验与事迹而已。

巫与史有一本共同底典籍,但各有各底用法。那本便是《易》。从巫底眼里看,它只是一本占卜底书;从史底眼里看,它是一本记载民族经验底迹象和字书。其实,《易》乃是华族拥有最古底字典,“开物成务”之书。古巫每以文字可以启示天志,凡有待决底事,皆向字书索取,日久成例,而占卜之辞与赔》经文就难以分辨了。

《易》是中国宗教与思想底源头,故研究道家与道教不可不先学《易人《易》底八卦相传出于《河图》、《洛书》,这两种文字大概是居于河洛两岸底初民所遗留底。英人黎弗卡恩(j.h.ffivettcamac)以为《河图》、《洛书》是在河洛岸上底穴居人凿在石上底“杯纹表帜”(cap-co)。他说这种表帜在石器时代最为普遍,欧、亚、非、美各洲都有,欧洲以在意大利及西班牙所发见者为最多。在原始的文化中,刻在石上底“o”形与“@”形,乃是表示初人对于生生能力底信仰,故在瑞士古洞里找出有这种表识底石名为“婴石”(babiesston)。《河图》、《治书》也包含两性的道理,后来因为记载底方法与材料进步了,乃由o@而变为一,可是阴阳、父母、男女等等观念,仍继续地留传下来。

一、原始的道家思想

道教底渊源非常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的思想所成底宗教。但从玄想这方面看来,道教除了后来参合了些佛教思想与仪式以外,几乎全是出于道家底理论。道家思想底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从传说方面,我们知道在现存的《周易》以外,还有《连山》与《归藏》两种。三《易》不同之点,在乎对于卦底安排次序。学者又以为《归藏》是殷朝底幅》,为道家思想之所从出几周易》是周人用底,儒家思想本于它而来。《周易》底《系辞传》虽然说是孔于作底,但其中引申《归藏》底意思比较《周易》似乎多一点。《系辞传》当成于先秦时代,与《吕氏春秋》、《道德经》、《礼运》等先后出现于世。如将这几本书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一下,定然很有兴味。

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来又进而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推其原始也出于《河图人《洛书》,故亦可视为解《易》底一派。《河图》、《洛书》是阴阳与术数学底雏形,《易》就是从这两样脱形出来底。放假》为阴阳象数之学,全书所有解释都不外乎此。郑康成以为“《易卜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三面的意义为道家思想或道教玄学之所从出。《系辞传》上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无论对于什么事体,总要把这个简易底道理明白了,然后可以成德立业,然后德业可以久大。

简易底道理在《道德经》里更说得明白。“易”本是要人生趋到无思无为底境地,故为政者当存我无为而民自治底心,不必用什么法律道德,风俗等等,来约束人民,政府越管得简易,人民越觉得安适。“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不必,也不能用力去煮它,犹如国君不必用权势去治国一样。人民所以能治是顺乎自然底性情而来,如果用权势去压迫或勉强他们顺从一件事情,那就是违反了自然。在自然里头自然有一种不可摧灭的势力,它底自身能够成坏事物,毋须人去激发它。可惜我们日常的生活已经失了道德之自然状态,而被仁义礼教所约束及压迫,因此人民越难治。慾望便是从使用不自然的权势去治理人民才会产生出来底。人民底慾望越多,越不能知足,不知足,则国越难治,灾祸就随着发生了。要灭绝这种不自然的权势,自然得从寡慾知足做起。而知足寡慾必要与外界接触底机会少,所处底社会简单才能办得到。所以小社会是最理想的国家。

小因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丹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道德经》下八十)能够实现返到原始的小社会去过那简易的生活,自是道家底政治理想。从这点,道家立了柔弱与清静底教义,因为这两点是简易生活底要素。柔静是坤道,是禀承天道底自然,本来含着刚动底能力,自然调和,人若跟着它进行,也不致于失掉刚柔动静底调和生活。《庄子》所说“慎守女身,物将自壮”(《在有》),也是表明人如能承顺自然,保守天地所赋与底性情,一切事物都要自己调和地发展了。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易·文言传》)道家之所谓“道”与儒家之所谓“道”,其不同的地方在前者以为人生应当顺从天地之道与万物同流同化,放立基在阴阳、动静测柔、强弱等等自然相生、自然相克底观念上头,而忽视人为底仁义;后者偏重于人道底探索与维持,故主张仁义。我们或者可以说道家与儒家皆以顺应无道为生活底法则,所不同底在前者以地道为用,后者以人道为用而已。地道是无成无为底,故《易》(《坤》)有“地道无成而代有终”底说法。地底德不在创作,而在承顺天道以资生长养万物,所以常是站在静底或消极底地位,凡天所赋与底事物,它都不必费力去改作,只能保守便够了。假如必定要说地道也有“作”,那么,这个“作”必是“作成”,“作成’不过是就所有现成底事物去培养它们,使它们长成,故仍是属于保守底。“保守’堤道家对于生活底态度,因为保守比创作简易,也合乎地道底柔弱静止底品性。《系辞传》(下)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附然示人简矣。”又说:“夫乾,天下之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是守最重要底事情。《道德经》(二十八)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帮;为天下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全部《道德经》都是教人怎样知,和怎样去守,而这个“知”就是《系辞传》所谓“乾知大始”底“知”,“守”就是《坤卦》底“顺”。道家所谓顺乎自然,及无为而治,都是本乎地道而来底。道一有造作,便有所私;有所私,则不能长久。《道德经》(七)说: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假使天地有所造作,那就有恩有为,而物失其本真了,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长生”,就是万物柔和地顺从自然。人从自然而来,本是能与天地同其久长底,为何人生不过百年就要归于死亡呢?因为人爱护自己的虚形,比爱住在内里底“真人”更甚,为他创造许多娱乐受用。在创造中,根本地说,就有创造底苦;在进行中,难免夺人所有以自饶益,结果便成此得彼失。既然有得失,便不能免于生死。死亡底存在,只是私心和“创造的冲动”所致;故说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本于自然化育万物,故“万物持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自然并非有所创作,因为一说到“作”便是不自然了。天地本着自然底进行长养万物,表面上似乎有所作为,其实是极无所作,也无所私,无所享受,故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在人与人相处底时候,如柔弱能让,便是顺乎自然之理。让底反面是争,故圣人要使人不争,必得使他们少有接触底机会更好。为国也是要本着这自然底道理,使为政者“无为而民自治”。“自治”云者,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无须要什么政府来替他们立仁义,制法度,作礼乐。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马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天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慾,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童为仁,路跃为义,而天下始疑矣;遭渲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模?

白玉不毁,孰为佳漳?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以庄子·马蹄》)民与民相疑相争都由于圣人为他们立仁义,作礼乐。人若顺着自然,守着天地所赋与固有的性情,一切的需要本已齐备,何必再与外境交通,去要求什么供给呢?民人相争相攘至于死亡,都是因为他们底要求过于他们所需要底,后面又有一个强有力的圣人或国家去替他们出力,替他们维持,使他们遂意,于是贪得底心就发达到不可制止的地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剖斗折衡”是根本解决底方法,因为没有人代人规定权衡,贪得贪利痛心也就消灭了。

生活要求简易,慾望要尽量排除,就是道家所谓“熊真”底工夫。人一有了慾望,便想去求满足,从慾而“得”,从得又想多得一些。慾得之心日盛一日,不安宁的生活困之而生。“不见可慾,使心不乱”,就是清心宁志底工夫。世间一切的作为都是根于“我想做”这个念头来底,故越有作为,越多慾望。所得愈多,慾望愈大,对于所作愈不知足,而精神上底苦痛常敌不住获得时底愉快。一不愉快,心便乱了。从需要方面说,所造作底愈多,需要之量也随着增加起来。人本是可以简易地过日子底,但因我们底祖先对于物质上底要求不已,以致形成今日烦琐的生活,使人与外境底关系越来越深切,甚至有缺乏了些少便有不能生活底情形,储子》说,“少则得,多得惑”(二十二)便是这个意思。譬如水是日用必需的,从前几家共用一口井,所关系底板小,纵使一旦井枯了,还可以想法子,生活犹不致于受多大的累。今日住几十万人底大城市,水底供给集中了,从用水方面看固然利便得多,假使水源一旦断绝,全城人民所受底痛苦比起从前用井底时代就大多了。故人民与公共事业底关系越大,越是危险,越发痛苦。生活越繁琐,人物彼此底关系大有拔一发而动全身底光景,“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底话,正是为此而发。如我们今日用一副机器可当千百人底劳力,可是他已使千万人变成物质及机械底牺牲了。“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五十七),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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