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王大化在重庆复旦中学

作者:曾卓

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1939年3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住了。那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桥街上碰到了他。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寄d.x——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间的真理……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你走了,我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们记住了你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都说他是1940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1939年12月12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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