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重读路翎

作者:曾卓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1939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1942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70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87页)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1946年至1947年夏,又回在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1947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冀汸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1955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1979年的9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听说他被囚禁长达20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1975年才释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15元,现已加到20多元。她自己在一家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20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二十多年严酷、残暴的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1985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诗,都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十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是他从17岁到32岁这15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感到喜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奉献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正日益走向新的高峰。如果不是人为的摧残,他肯定会写出更多更光辉夺目的作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对文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海内外注意到他的人还是有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总的来看,他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每一次收到他的作品时,我都很想写一点什么。但要真正研究他,分析他的作品的社会内容,在创作方法上的特色,美学上的新的开拓,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那是我无力做到的。这次收到他新出的《路翎小说选》忍不住提起了笔来,那是因为其中头两篇中篇小说《谷》和《青春的祝福》,都是他不满20岁时的作品,我是这一次才有机会重读的。我记得初读这两篇作品时的激动的心情,现在我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历尽沧桑,感情上已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在重读时,我的情绪也还是随之起伏。特别是其中分别写到两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在时代的风雨中和反动政治的压迫下,过着贫困不安的生活,经历着苦难、搏击、反抗……,使我回忆起朋友们的和我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青春的祝福》中的那位女主角,十八岁的单纯的姑娘章华云,在她的进步的哥哥的启发下,在严酷的生活的锻炼中渐渐觉醒,认识到生活的真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章华云认识到:“接触一切人们,为他们工作,多么好!她胸中充满了阳光和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幸福又降下来了,这次是用了想象的形式。逾越过沉重的江波和层叠的峰峦,前面是无数的人,后面也是无数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这也表达了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情。而他们,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要经受严酷的考验的,譬如路翎自己。我不能不深有感慨。而且,那位年轻姑娘的纯洁的祝福,现在听来也还是给人以振奋的呼唤。

路翎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过去的许多批判却大都失之公允。跳动在他作品中的健旺的心和对人生追求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年轻的路翎通过他的作品给了我力量和鼓舞。现在我老了,那个年轻的路翎的作品还温暖着我的心,给我以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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