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路翎纪念

作者:曾卓

2月14日早晨,接到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路翎于2月12日去世,紧接着又收到两位朋友的信,告知同一消息。他去世的那天是阴历正月初三,还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几年来,有好几位老朋友先后去世,我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死别的悲哀。对于路翎,却想来写几句。

我和他是1941年在重庆北碚相识的,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却来往很少。但是,在同辈作家中,他是我最为喜爱,最为钦佩,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而在感情上,我是对他十分亲近的。

我不能,也不必在这里对他的文学事业作出评价,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任务。我只想谈一点这样的感受:当他进行创作时,总是力图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不仅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而且通过体验去表达人物内心深处隐蔽的感情、情绪的激荡变化,并使读者感同身受地去体验人物的感情。他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满怀激情,寄寓着他对人民的热爱,对黑暗势力的憎恨,对理想的追求,对明天的信心。由于他的这种激情,就使他的小说大都具有诗的素质,闪耀着光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是感人肺腑的。他的小说的题材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写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士兵、地主……我从中扩大了生活的视野,激扬了对生活的热爱,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启发。解放前我用另几个笔名写出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受他的影响的。

由于从事进步活动,他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从此就先后在几个单位当小职员,并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勤奋的,在解放前的十年中已有两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文学评论、剧本、散文、诗歌,也都有其特色,真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初涉文坛时,只有十七岁,即受到胡风先生的重视。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20岁左右,即完成了被誉为“青春的诗”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他受到了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批评,而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他194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开始,到1953年他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是逐渐走向成熟,肯定会攀登新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而1955年在反胡风的那场大风暴中,他被吞没了,当时才只有32岁。

我也受到牵连。在艰难的处境中,常常念及一些同命运的友人,其中也包括路翎。我在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中写过一篇短文,引用了他的两句话:“人不是神,不能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我知道他受到的打击一定比我更沉重,他将怎样承担呢?1979年9月,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总的政治形势已大有好转,我有机会到北京,见到绿原、牛汉,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消息。他们也多年没见到他了。只听说他已出狱,住在芳草地,具体地址不详。我决心去看看他,和同行的翼南到芳草地挨户挨家地探询,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在这以前,我最后见到他是1953年秋季,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不久,是那样英俊洒脱。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且神情淡漠,完全没有当年的热情和气概。看着他,看着他的贫民窑似的简陋、萧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本书刊的家,我可以想象他身心所受到的巨大的摧残,可以想象他目前清苦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只是询问了一些友人的情况。倒是他的妻徐明英告诉我,他因受刺激过深,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这几年是在打扫街道,每月收入约20元。她自己则在街办工厂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足30元。我无言,感到了沉重的悲凉。

第二年,胡风问题平反。他的处境和待遇得到了根本改善。他又埋头于写作,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小说,表达了他在新时期的感受和对新生活的热受,但是,已缺少那种灵气和光华了。恐怕还有不少作品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我手头就有他的几篇原稿。他能够重新执笔总是一种可喜的事。我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三篇评介文字,希望他能因此感到一点温暖。我更希望时间和新的生活能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重新燃起火焰,并融合这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写出更为宏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在灯下翻读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旧作,好在那已包括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我依然像当年那样心情激荡,并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殒落,因而思索着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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